四事追忆，我同中华书局是好朋友

　　中华书局百年，其影响层面大抵有二，一为学术层面，大量古籍整理作品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一为传播层面，以《中华活页文选》等为代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在当代的传统文化普及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在中华书局灿若群星的作者当中，阎崇年先生是难得在这两个层面都有所建树的学者。几年前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开一时阅读潮流，自不必说，另一方面，阎崇年先生又有《努尔哈赤传》、《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中国都市生活史》等学术著作。在此，我们邀请阎崇年先生撰文回顾他与中华书局的多年交谊，从中也可以读出时代阅读潮流的变化。

　　问学 找中华书局借书

　　我同中华书局有四件事，记忆永驻，没齿不忘。

　　头一件事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初学清史，初生牛犊不怕虎，想写《努尔哈赤传》，朝鲜《李朝实录》自是必看之书。这部书精装本100册，海外进口，据说只购进50部。我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查阅，只阅览，不外借，耗时费力，非常不便。那时我常到王府井北的中华书局去，到中国古代史组赵守俨先生、何英芳等的房间坐坐，得到不少知识，获得不少信息。后来我的论文集《燕步集》就是赵守俨先生题写书名的，我书房插架的一套精装本《清国史》（20册）也是何英芳送我的她的责编样书。记得有一次聊天时，无意中说起我在阅读朝鲜《李朝实录》的事。德公（刘德麟）说：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注〕还没出版，但有纸型，你看这纸型就省事多了，但要李侃总编批准。我找了李侃先生，他慨然允诺。德公说：书刚打了纸型，风向变了，不能出版，但以后总会出版的，请千万细心，一页不能丢。我俩商定：每次借100页，专备一个本，借时签名，1个月为期，还书销账。于是，我每月必去中华书局一趟，借还纸型，顺便聊天，前后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做了大量阅读笔记，到书稿中引用某条资料时，再去图书馆借书核对，真是事半功倍，至今感谢不尽。

　　合作 正说开一时风气 

　　另有一件事是在本世纪初的2004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清十二帝疑案》之后，找我要出这本书的出版社，前后有数十家。常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而给中华书局呢？我心里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记得一天傍晚，中华书局李岩总编带着两位副总编和宋志军主任等光临寒舍，颇令我吃惊。李岩总编进门没谈约稿事，而是跟我拉起几十年来中华书局同我的关系。我很受感动，决定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我要提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当时议论几个书名，李岩先生说：别人“戏说”，我们“正说”，叫《正说清朝十二帝》怎么样？大家说好，我也赞成。叫“正说”的书，一时成风。随后中华书局相继出版了宋志军、李洪超做责编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和《康熙大帝》等书。

　　校雠 一万多字小稿磨审了一年

　　又一件事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张习孔先生和我是街坊，我们经常走动。一次他跟我说：“文革”结束了，吴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还要补几本，《北京史话》就请你写。我说试试吧。他催我多次，拖了些时日，才勉强交稿。我去中华书局找责编胡宜柔先生交稿子。胡先生学问好，做事认真，心地坦诚，待人和蔼，极为敬业。每次去都要坐一会，聊聊天。聊的都是学问，他不胡扯乱扯。同屋的徐敏霞，是傅璇琮先生夫人。当时物资匮乏，敏霞养海宝（一种菌类泡水做饮料），据说有营养，补身子。璇琮在工间休息时，匆匆到屋里一转，享受特殊“滋补品”。敏霞津津乐道地介绍其好处，我也品尝过，但始终没做。宜柔先生看稿子之认真，令我吃惊。他把我文中的引文、史实，全部做了核对。凡是有出入、有疏误、有欠缺的地方，或纠正、或调整、或补充。他大段大段地补了有价值的史料，这篇一万多字的小稿磨审了一年多。他夫人常年有病，孩子又小，回家照顾病妻、洗衣做饭、养育儿女，经济非常拮据，但从不发牢骚。这篇小书，虽署我的名字，他的贡献比我大多了，但他又总是那么谦虚。虽然胡公已经作古，但他在我心里是一座中华人的精神丰碑。

　　书缘 促成中华与台北故宫合作

　　还有一件事是2009年《康熙起居注册》的合璧出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去看清宫档案《康熙起居注册》，深感遗憾的是残缺不全。当时不知道另一部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以为时代变迁，原档遭受损失。1992年我们作为大陆第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到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观看了地下文物库，才看到《康熙起居注册》的另一半在那里的书架上。当然总想有一天能合璧出版，方便读者，嘉惠学林。2008年，我到台湾讲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林载爵发行人有同大陆合作出版此书的愿望。我同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冯明珠副院长交谈，她们也愿玉成此事。回北京后，又同中华书局李岩总经理谈，他表示早有此意。我专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邹爱莲馆长谈，她也鼎力支持。经几方相关单位反复协商，多次磨合，终于在2009年，一部海峡两岸合作出版的《康熙起居注册》影印本，以同开本、同装帧、同版式、同纸张、同时间，精装50册，合作问世，开了海峡两岸合璧出版中华古籍的先例。有幸两方各送我半套，合璧成为一套，并有以上提到五位先生的分别签名，成为我书房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珍贵纪念。

　　我同中华书局是好朋友，为什么这样说呢？林肯有句名言：谁送给我一本书，谁就是我的朋友。中华书局出版的同我专业相关的书经常送我，他们图书馆也经常借给我书，还有每个中华书局人（从李总到司机），我们已成为朋友。

　　回想起来，我同中华书局交往已经50年了。现值中华书局百年之庆，我将自己对中华书局的感触，概括为一句话，正如我赠给中华书局百年所题：“学界之友”。中华书局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学界、也都是作者和读者的朋友！□阎崇年

　　阎崇年

　　1934年生，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历史学者，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在中华书局出版有《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一系列清史普及读物。

　　〔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平装，12册，分1至4册6元、5至8册5.9元和9至12册6.8元，共18.7元。为什么分四册一组定价呢？现在许多青年朋友可能不明白。我讲一个事情大家就明白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许大龄先生当时跟我说：“老阎，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一次买吃点力，打算分三批买齐这部书。”他后来总算是买齐了这部书，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心酸。

　　【学者回忆中华书局】

　　扬之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步入名物研究之途，中华的书成为我的基本书目。颇得倚重的一部是孙诒让《周礼正义》（1987年12月第1版）。买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买下之后，也并没有认真去读，其实这也是我与书的常态。然而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把中华的书搬进自己的家，这一项活动至今也还在继续。忽然有一天，自己的书稿也搬进了中华，这也许可以视作中华数十年如一日教授一个自学的读书人，而他终于能够向老师、向这位始终不渝的蔼然长者交上一份答卷。

　　以我的芥豆之微，在中华百岁的时候，而能够以自己生命中的三十七年见证它与读书人的不离不弃，中华厚惠于学界者，又该有多少呢。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喜逢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回想我和中华的文字因缘，感到从我治敦煌学过程中与中华的交涉，也可以见证中华从“文革”后的惨淡经营，到今天的辉煌腾飞，而不论何时，中华人都对学术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时光飞逝，好像一晃我们这些“文革”后出道的学子现在已经走上前台。且不说单篇文章的发表，我近年来主持的两个敦煌学或中外关系史的会议论文集，都是由中华书局精印出版的。

　　从“手抄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到彩版精装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既是我个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记录，更是中华书局出版事业日益进步的体现。中华以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屹立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社中间，我感受到的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对学术的敬重，以及与学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书局的许多编辑，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现在担任书局总编的徐俊先生，曾担任我的责编逾二十年，他在我这边看到敦煌诗歌校录的缺位，于是倾力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书稿，成为此一领域的权威学者。

　　从我首次造访书局，至今恰好三十年，与书局几代领导、编辑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书局的成就，也有许多新的认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坚持学术原则。严格规章管理。尊重作者权益。

　　中华书局成立百年，我写了两句以表祝贺：“守护文明，沐百年风雨，幸为往圣存绝学；弘传学术，开万卷兰台，续向新民诵华章。”一家出版社，在百年风雨中始终坚持学术方向，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空前的成就，我身兼作者和读者，谨以感恩的心情表达敬意，也祝书局兴旺发达，创造新的辉煌。

　　以上各家回忆录自《中华读书报》【百年中华·我与中华书局】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