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众人谈 百年后重寻光荣与梦想

　　刘梦溪 中华书局的书常是我的首选

　　中华书局从建立开始，有个基本的目标，就是文化传承。把中国古代的典籍通过各种方式，有时是影印，有时是重新校点，让中国古代文本的经典四部经典（经史子集四部），能够跟今天的中国人相通，成为今天的阅读食粮。可以说，中华书局在使中国古代经典进入现时代方面，做了大量出版工作，在文化传承方面贡献巨大。

　　在其百年纪念之际，应该高度评价它在文化传承、经典进入现代方面有过不朽的作为。现代中国人不论是哪个年龄段，哪怕是年轻人应该记住。当代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建设，源头在哪里？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重新解释经典，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学术思想从先秦百家之学到历朝历代，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潮代表，不仅是思潮，有不同的学者出现，每一个学者在当年有大量的著作，是我们今天重要的文化遗产。

　　纪念中华书局，对我而言很亲切。从我开始做学问以来，中华出的书常常是我的首选。我们这一辈的国学根基，比起王国维一代来，已经是很差了，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你们的书很贵，但是我没法摆脱。我的藏书里面，中华的书非常大。我也在中华出过书，现在还有书在他们那里。希望中华书局在世界、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

　　葛剑雄 中华书局走市场路线，令学界悲叹

　　中华书局给我的印象，就是专业、高端、精益求精。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受益于中华书局，无论是在少年求学时代，还是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阶段。

　　我的中学时代，正逢“文革”，可读之书很少，也买不起书。当时影响我比较大的书，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很薄很便宜，使用起来非常便捷。更重要的是，这个书的编写者，都是当时文史界的大家。在那个精神贫瘠、一书难求的时代，《中华活页文选》滋养了一代人，它激发了我对中国古典文史哲的兴趣，并且日积月累，让我得以拥有一个比较扎实的文史知识结构。

　　近年来，我也发现，中华书局在市场面前颇有些不适，为了求生存发展，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大众读物，有些书的学术质量与文化价值甚至不容乐观。虽然其市场效益不错，但是很难说这些书没有影响到中华书局的形象。我多少有些难过，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出版社，以出版学术书籍为主，而且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品牌效应，国家是应该对它有一些有力的保护措施的，不应该把它推向市场，以至于影响其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它的整体水平。

　　回顾中华书局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在1949年以前，它无论在市场效益上还是社会效益上都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现在的出版环境并不允许它有足够的自由去创新去竞争。我期待国家政策有所调整，让中华书局这样的以严肃的学术作品出版为己任的出版社，不再如扁舟漂荡于市场大海，不再陷入追求利润与追求恒久的文化价值的矛盾中。期待中华书局真正做到守正出新，坚持自己的专业、高端，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关怀。

　　在一个大肆宣扬轻松阅读的时代，我还想说的是，追求真理掌握知识的过程不全在轻松之中，我期待中华书局出更多高水准的书，也希望我们的大众阅读不再停留于轻松消遣状态中。

　　周质平 理想的状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出版界

　　我学生时代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后来还买过《老子》、《庄子》、《荀子》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影印本。

　　之后离开台湾，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生活做研究，中华书局留在我印象里的，就是传统文化守护者的形象，当然，商务印书馆也有类似的气质。后来得知大陆的中华书局面临经济困境，最后以出版非高端的大众阅读书籍扭转局面，觉得是情有可原。在一个大力追求经济建设的社会，出版社确实没办法不顾市场。对于出版社而言，选择市场还是品质，似乎构成了一种困境，其实不是出版社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体制环境的问题。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国外的出版现状。国外出版社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类出版社，一类是大学出版社。我比较了解的是大学出版社，它们承担着类似我国中华书局的角色，以严肃的学术出版为主。一般而言，经济效益不是它们的主要考虑，它们往往有基金会支持。

　　在美国，电子化阅读成为潮流之后，所有纸质的出版都受到很大压力。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很多大的基金会就会出来提供资助。美国社会有一个深刻的共识，就是像文化这样的领域，国家是不应该参与的，一旦参与，就会影响言论自由进而影响文化的发展。

　　在这样的参照下，我们来看中华书局的发展，一个以古籍出版闻名于世，以严肃学术作品出版赢得社会敬意的出版社，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要它直面市场，是很难的。中国没有完整的基金会制度环境，而政府又是以积极的姿态推动着文化建设，所以能期待的，就是国家对文化有一定的情怀，在政策上有一定的良性倾斜。

　　刘东 期待中华书局的第二春

　　中华书局长期以来代表中国古籍出版的制高点，我这一代人起来还是喝过中华书局的奶的。近年来大家注意到，中华书局从专业转向轻阅读带动国学热，这是一个表象。

　　于丹只是个结果，不是起因，是因为市场化过度，一切向钱看，社会空气过于毒化，人性过于相斥，才使得老百姓对于过去人际关系、亲情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的向往和回潮，回潮中掀起民间性的自发力量，是社会某种困难问题的表征。于丹出现，构成商机，所以我个人觉得没办法，出这种书是双刃剑。

　　年轻的时候，我听出版行家告诉我，你先出一些特别流行的书，等到挣了钱就能出好书。我说能这样吗，你们先把社会坑够了，再去回馈社会，这当然是开玩笑了。中国有个很大特点，越是外面的书，越理直气壮、财大气粗，外研社、商务、译林都比较好，说明西方的知识生产比较旺盛，我们的有问题。那么大的出版行，好选题是很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可以理解他们先出这样的书。

　　但我觉得，中华书局是可以在选题上有所开拓的。比如我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中华书局也可以出的。文化是需要积养的，所谓积德百年而后礼乐兴。现在中国的出版环境，并非足够公正，国家在政策上对文化的关怀也有待加强。中华书局的困境，其实是当下中国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不够和谐的一种反应。

　　期待国家有更好的政策，中华书局迎来第二春。在等待的过程中广泛博取新的选题，让大家看到不仅是守旧的，更是创新的。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朱桂英

　　新京报插画/林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