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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与凌志军合写《交锋》、《呼喊》,到《大突破》、《历史的拐点》和《交锋三十年》,政论家马立诚一直关注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最近,马立诚推出新作《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对流行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进行梳理、归纳及总结,给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中国、认识中国的思维框架。
社会思潮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新京报:你书里面提到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马立诚:两者既有联系也有不同。学术思想更为专业,是学术界的一种研究成果,是小圈子里面的。社会思潮的范围就非常广,思想要流动起来才叫思潮,它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波及面。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团体,都会影响到,这才形成社会思潮。思潮不一定是恒久的,也不一定是非常深刻的,思潮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它紧密结合着当代中国实际,结合着当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我把中国当代的八个思潮比做八个药方,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说,学术思想是社会思潮的源头,但学术思想不一定和社会问题结合得那么紧密,它可能更加学术化。社会思潮和它的区别,就是现实性、针对性,社会思潮在一段时间内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学术思想也许存在的时间更为久远,而社会思潮随着社会的动荡发生变化。
新京报: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社会思潮比较一致,就是趋向改革开放。到90年代之后,各种思潮纷纷出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
马立诚:80年代也存在不同的思潮,我在书中也写了这一点。但当时的改革出现了帕累托效应,大家都是受益者,这就形成了改革的凝聚力。到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以后,情况就变了,比如说1998年前后,国企改革减员增效,3500万人下岗,这意味着在改革中某些阶层的利益受损,受损程度还比较大。所以,导致人们对改革不同的认识,也就导致了不同思潮的区隔和发展。
另外,中国现在的问题要比80年代复杂得多。有人说,好改的东西都改完了,剩下都是硬骨头。这个意思是,现在改革碰到的是深层的结构矛盾,背后许多问题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调整,因此更为艰难。针对这些问题,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主张和解决方式,按照我的分类方法,就是八种社会思潮。
新京报:你划分思潮的标准是什么?
马立诚:第一,作为一种思潮,应该有它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有自洽的逻辑,能够自圆其说。第二,在社会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三,能够在公共话语平台上传播。
这么多思潮涌现出来,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不同的声音互相讨论、互相沟通,取长补短。最终从这些不同的声音里,寻找到一条对中国今后发展有利的道路。思想活跃有利于中国的进步,更有利于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
思想市场需要平等竞争
新京报: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是否可以看成是一个思想竞争市场?
马立诚:去年年底国内的财经年会上,放了一段101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为这个会议录制的一段视频讲话。科斯希望,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需要形成思想的市场,思想的市场不能够禁止错误思想的发生,但是由于竞争,却可以使人民获得消毒剂,因而能够促进社会健康发展。采取硬性的方法去控制思想,或者说压抑一些主张,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思想市场,在各种思潮博弈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不平等竞争。有些思潮的主张,扩散起来非常困难;有些思潮的主张大行其道,甚至喧嚣一时。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在思想市场的基础上展开新的设计,形成一个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道路。
新京报: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发育较好的是哪几个时期?
马立诚: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期间,是思想多元化的两个黄金时期。思想的多元化和思想市场的形成,是中国进步的前提。所以,应该改变不同思潮在思想博弈中产生不对等竞争的局面,这样也不利于真理的辩论,甚至会使一些民众受到错误主张的蒙蔽进入误区,产生极端思想,搞人身攻击。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用人身攻击取代思想争论的现象。比如所谓十大汉奸的评选就是一例。评十大汉奸,实际上是一种人格侮辱——因为在中国,汉奸是有定义的,乱扣帽子是一种人格的攻击和侮辱,不是正常的思想争论。
八种思潮没穷尽当代社会
新京报:如果把你分析的八种社会思潮进行总结,可以发现,集体主义为主的思潮更多,个人主义的思潮较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马立诚: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所导致的,一个老传统,一个新传统。老传统就是古代有一些不利于个人权利和个性发展的思想。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指出,中国古代的思想,包括儒家,都不重视个人权利,这是一个古老传统。新传统就是斯大林主义,主要注重集体。在两个传统的合力作用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潮里的反映和表现,就是集体主义比较多。
新京报:你认为,民族主义在当代有很多虚假的成分,为什么?
马立诚:这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特点。有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作秀,获取个人利益。比如,某大学一个女生,在克林顿访华的时候,当面质问为难克林顿,出了风头,以此炫耀,表现自己爱国。但是没过几天嫁给了美国人,又把绿卡拿出来在同学面前炫耀。到底哪个是真的?
前两年几个年轻人出了一本反思民族主义的书《中国谁在不高兴》。书中写道,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的时候,正在念高中的这几个年轻人拿着这本书,读得热血沸腾,像吃了药一般。但是后来他们梦醒了,在书中写下这样的结论:“当奸商和无良作者数钱数到手软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愤青是个供书商骗钱的大市场,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表现确有虚假一面。前些年,有的人白天向外国使馆扔石头,晚上就苦读GRE,争取签证过关。
新京报:清华大学教授李楯说你书中八种思潮还没有穷尽,他特别提到了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质主义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等等也要注意。
马立诚:这本书的确没有穷尽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潮,有些思潮拿不到桌面上来,不便评述。另外,犬儒主义、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主要是一种人生态度,要说是思潮也可以。犬儒主义指的是无理想,无是非,消沉冷漠或是玩世不恭。这种人生态度不健康,在现实环境下也有迫不得已的因素。
犬儒主义、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于怎样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没有明确主张,所以没有写进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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