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阴影下写作

　　【写作】

　　如果说温特森和托宾的书有什么共同的启示，那就是它们可能会共同引导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写作影响了作家的家庭关系，还是他们的家庭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写作？对这个问题，最接近正确的答案可能就是“互为因果”吧。

　　珍妮特·温特森 

　　英国当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1959年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自小由坚信宗教的夫妇收养。代表作有《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激情》、《给樱桃以性别》、《写在身体上》、《苹果笔记本》等，其作品频频被改编为电视剧集热播。2006年，温特森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英帝国勋章。

　　温特森在回忆录中揭露了母女不睦的大量细节

　　能够少年成名的作家是幸运的，珍尼特·温特森就是其中的一个。1985年，温特森26岁时出版了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旋即获得惠特布莱特新作奖，让英国读者认识了一位声音独特、风格奇异的作家。此后，温特森写出了《激情》、《给樱桃以性别》、《写在身体上》、《苹果笔记本》等作品。国内出版社2005年已翻译出版了温特森的两部作品（《守望灯塔》：人民文学出版社；《重量》：重庆出版社），不过，温特森开始拥有大量读者是2010年新星出版社出版其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以后的事。

　　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本颇具自传性的作品中，女主角是一名被一个天主教家庭收养的女孩。这个性格孤僻的女孩在惊恐中发现了同性对自己的性吸引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女孩与养母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幸而又无趣的母亲，由于她本人对于生活的绝望而成为一种令人绝望的力量。她显然无法接受养女的“出格”行为，而这激起了那个性格乖张、思想独立、一心想逃离家庭压抑的少女的反抗。我们知道，温特森本人在19岁时为一个女孩离家出走，在形形色色的地方打工养活自己，但还是凭着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文学领悟力进入了牛津大学英语系学习。《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反抗养母的少女让人无法不联想到温特森本人。

　　格罗夫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温特森的新书，也是温特森的第一本回忆录：《既然能做普通人，要快乐做什么？》（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这个有着典型的温特森式的狡黠与反讽的书名其实来自温特森的养母，是养母在得知她的性取向时反问她的一句话。《纽约时报》的著名书评人Dwight Garner在评价这本书时说道：“这个句子其实不乏反讽，因为温特森女士在这本书里看起来几乎完全没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并且她对快乐本身也持有怀疑。因为她认为快乐是‘稍纵即逝，依赖环境而存在的，并且有一点笨’”。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温特森的母亲的。回忆录的文体让温特森在书中显得更为坦诚，因此也可能更为尖锐甚至近于刻薄。我们得知温特森的养母是一个“故意显得很绝望的女人；一个会把左轮手枪放在装除尘掸的抽屉里，子弹放在装Pledge牌洗涤液的锡罐里的女人。一个为了避免和我父亲同眠共枕而整夜不睡烤蛋糕的女人。”

　　温特森在回忆录中揭露了关于母女不睦的大量细节。她的母亲经常会把她关在煤仓里，甚至把她整夜锁在外面。她烧她的书。她清楚地向养女表明，她根本不想要她。这样一个保守、凶恶、可怜又可恨的女人带来的是压抑和禁锢，而对那个被禁锢的女孩来说，她的拯救是阅读和爱。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是当地图书馆的常客，决定按从Ａ到Ｚ的顺序读遍英语文学。另一个拯救是爱。温特森剖白道：“我从不嗑药，我去爱（I never did drugs, I did love）。一种不计后果的爱，它带来的更多的是毁坏而不是治愈，更多的是心碎而不是健康。”听了温特森的自我剖白，我们或许不难理解她的小说中那种似要摧毁一切、肆意燃烧的激情了。

　　作家与糟糕的家庭关系

　　如果说在温特森的小说中，爱和激情才是主题，而母女关系则是背景，在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的小说中，母子关系则常常是主题和前景。托宾素来喜欢处理家庭题材，短篇小说集《母与子》就以克制而微妙的笔法描写了母子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托宾的最新散文集《弑母新方：作家和他们的家庭》(New Ways to Kill Your Mother：Writers and Their Families)则重点关注作家和他们的家庭关系。在托宾的书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作家家庭中，不和睦的家庭关系似乎是一种普遍。托宾写到了像叶芝、享利·詹姆斯，托马斯·曼、詹姆斯·鲍德温以及约翰·契弗等这些名作家，写到了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种种龃龉。例如，享利·詹姆斯抱怨他母亲“总是会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打击我”。托马斯·曼在他的六个孩子中最宠爱长子，他为自己辩护道：“应该让孩子趁早习惯不公正。” 和温特森一样，詹姆斯·鲍德温和田纳西·威廉斯等人的家庭关系也深受他们同性恋身份的影响。最令人唏噓的可能是约翰·契弗，他是一个酒鬼，一个极度自恋的人，一个双性恋者，经常背着妻子与不同的女人和男人出去鬼混。但是，或许正是这种极度的自恋与自我中心才让契弗写出了那些精妙而充满感情的故事的呢？托宾散文集中的文章最初是他为不同的报章杂志撰写的，其后才以《弑母新方：作家和他们的家庭》为名结集发表。有评论家写道，这些文章颇有一些文不对题，更多的是书评文章而不是在探讨作家的家庭关系。当然也有评论家指出，这些文章中最好的还是那些探讨作家作品的文字。相比之下，温特森的回忆录则获得了一致的赞誉，Dwight Garner就称赞这本书“风格独特、熠熠发光”。如果说温特森和托宾的书有什么共同的启示，那就是它们可能会共同引导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写作影响了作家的家庭关系，还是他们的家庭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写作？对这个问题，最接近正确的答案可能就是“互为因果”吧。□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