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院拒收失能老人是政府失职”

　　北京养老 之 【养老出路】

　　本文是北京养老系列调查的最后一期。

　　过去四期里，我们从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社区养老“形同虚设”、养老院内“问题凸显”、民办养老院“成长烦恼”等方面，问诊北京养老体系建设。本期专访权威人士，借鉴国外经验，问路北京养老的未来。

　　对比各地“十二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客观而言，北京的养老工作、养老院相比其他地方是比较规范和完善的。

　　但正如本期报道选择的主图所示，老人被皱纹包裹的眼中充满无助与期待，身旁的照片上，则是那样的年轻与从容。

　　为了老人，为了明天的我们自己，对于养老，有理由提出更高的要求。

　　阎青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

　　养老工作不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事，需要各个部门形成共识。制度设计得再好，不落到实处，没有任何意义。

　　我调研时喜欢和民办养老院院长们聊天，他们遇到的困难你不用说，我都知道。

　　——谈到公办养老院拒绝接收不能自理的老人时，阎青春握紧拳头、狠狠地敲了几下桌子。

　　【谈未来】

　　居家+社区养老是未来主流

　　“走出来，走进去”

　　新京报：养老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困局？在我国，不同养老模式存在怎样的关系？

　　阎青春：我国老龄化来势太猛，缺少前瞻性的准备。还没准备好，问题就来了；另外，我们对不同养老模式的角色定位不清，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居家（社区）养老，什么样的老人适合机构养老，没有科学的划分和明确的概念。

　　我国已初步确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思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在逻辑上存在递进关系，但在调研中，居家养老本身已把社区养老包含进去了。

　　新京报：有一个矛盾是城市中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阎青春：我们提出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就是要实现老人住在家里，子女不在身边时，社区服务能够弥补老人生活和情感的缺失。

　　身体健康、年龄较低的老年人，要鼓励他们“走出来”，由社区搭平台，老人们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琴，既舒展身体，又愉悦精神；年龄较大、不能出门的老人，我们要培养、训练、储备一批养老护理专业人员，走进老人家，“走进去”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西方养老正向家庭回归

　　新京报：这种模式有何依据？

　　阎青春：国际上的共识是，家庭养老辅之以社会化的帮助，是最适合的养老方式。

　　在西方老龄化社会初期，政府大量投资盖了许多集中营式的养老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压力。但跟踪研究发现，在家养老比在机构养老的老人长寿3至5岁。西方学界得出一个结论：大规模集中营式的养老，对老人的精神伤害远远大于物质满足。

　　之后政府逐步解散大型养老机构，向社区回归。但后来又有研究，依靠社区还是有缺陷，应向家庭回归。

　　【谈机构】

　　健康老人住公办养老院是浪费

　　公立养老院应多收失能老人

　　新京报：你曾说“健康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是浪费资源”。但矛盾是：有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老年人渴望更高品质的服务。

　　阎青春：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但我要纠正一点，老年人有需求又有购买力是好事，但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政府责任的问题。养老服务属于社会福利，这个领域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领域，政府通过税收而得的财政收入，应该用在福利领域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用税金建豪华高档、收费不菲的养老院，却收住健康的、能自理的老人；大量生活有困难的、失能失智的老人出不了这个费用，进不了养老院。政府的责任是为弱者提供帮助，那部分有需求也有购买力的老人，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

　　新京报：但结果却是另一种情况。

　　阎青春：这跟政府应承担的“保基本、保困难”的基本功能严重背离。政府用税收的钱建造的养老院却拒绝接收最有困难的人群，政府的责任，政策的主导方向究竟放在哪儿啊？所以我说公办养老院拒收失能老人是政府失职。

　　公、民双轨制带来不公平

　　新京报：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并行，这种双轨制似乎一直为人诟病？

　　阎青春：很多公办养老院不是不可以存在，但承担的角色要调整。很多公办养老机构服务状况和定位，背离了福利社会追求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在追求公平的领域造成新的不公平。也背离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基本法则，阻碍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政府建养老院，又盖房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么能竞争过你呢？你是零成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十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维艰。

　　【谈职能】

　　政府需扭转职能杜绝越位、不到位

　　新京报：为什么说养老工作不可能只依靠政府完成？

　　阎青春：咱们来算一笔账，“十二五”时期，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2.21亿，按每千名老人拥有30张养老床位的目标计算，到时我们需要养老床位663万张。照此至少还存在350万张的缺口。我们在上海调研，市中心建一张床位的成本是30万元，郊区是10万元。以最低标准计算，5年中仅养老床位的投资就是3500亿，折合每年700亿。

　　这笔钱谁来出，政府承担得了吗？即使承担得了，以目前养老机构的这种体制来说，花700个亿干70个亿的事情，这合理吗？

　　所以说，大力发展民营养老机构，是未来机构养老的必然趋势，政府不可能想必也不愿意独立完成这件事。

　　新京报：那在未来的养老体系中，政府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阎青春：在建设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扭转目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不到位的现象。

　　不该管的政府不要管，该管的政府一定要负好责任管起来。在我们制定的“十二五”养老服务五年计划里，已尽可能针对目前一些突出问题作了修正。比如，养老机构的服务和经营管理应该交给社会，不用政府从办到管都拖着，避免目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能的怪相。

　　对社区养老网络加大投入

　　新京报：未来的养老体系建设应在哪些方面发力？

　　阎青春：一个是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点、机构的建设加大投入。“十二五”期间，我们提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的目标。就是日间托护这种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基本覆盖，这就为政府在养老事业这方面的投入确定了方向。

　　另一个是机构建设，我们要避免像过去那样建设大规模、高档次、面向“富裕老头儿老太太”养老机构，而应该将重点放到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工作上来。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切实完成确定的目标，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有较快的改观，能给更多失能失智老人带去他们需要的服务。

　　A14—A15版采写

　　本报记者 卢美慧 张永生 实习生 李禹潼 陈莹磊

　　A14—A15版摄影/本报记者 尹亚飞 周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