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背后的翻译故事

　　【著译者言】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是关于西南联大的重要研究成果，为美国学者易社强毕二十年之功的心血之作。80后译者饶佳荣凭着对此书极大的兴趣与热情翻译了此书，译文颇受好评，我们特邀他为本报撰文，倾谈翻译此书的心得体会。

　　钟情大学史，起意翻译“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因缘巧合，笔者有幸翻译此书，中文繁体字版于2010年4月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付梓，时隔近两年，简体字版于2012年初由九州出版社发行上市。本书翻译和修订也有些小故事，拉杂写来，聊供茶余饭后之谈资。

　　关于翻译缘起，我在九州版《译后记》中略有交代：“我最初是从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的脚注里得知这本书的。大学史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于是，在北大朋友的帮助下，从图书馆里借来英文原著，我复印了一本。当初翻译这本书，缘由不外乎两个，一是锻炼自己的英语，二是希望借此走上学术之路。不管怎样，此后一有闲暇，我就背着英汉词典、原著复印件和一沓稿纸，钻进北大的公共教室，把蝌蚪文转为方块字。一开始还是白天上班，夜晚翻查词典斟酌句意，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索性辞去工作，专事翻译。春去冬来，一年倏忽而过，译稿基本杀青。这时已是2007年岁末。”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电子邮箱，关于《联大》翻译和出版的往来信函，多达百余封。2007年11月15日早上七点多，我第一次给易社强教授写信，报告翻译的情况：2006年11月左右，我开始从事这本书的翻译；第二年6月，初稿出炉。头一次给洋人写信，心里完全没谱，未曾料第二天就收到了回信。鱼雁往还一番，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

　　艰难付梓，勤查资料校失误

　　《联大》一书中有不少资料引自台北《传记文学》杂志，我在北大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资料时就留心抄录了传记文学编辑部的E-mail地址。2007年12月30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成露茜社长写信，简单介绍了一下翻译的情况，并附上书稿的内容梗概和样章。不到一个星期，传记文学出版社回信表示很感兴趣，但要对译稿做出版评估。以后就按部就班，直到2010年4月推出繁体字版。令人遗憾的是，在《联大》繁体字版付印前夕，2010年1月27日，成社长因癌症病发在台大医院逝世。我怀疑拙译有可能是她生前关照处理的最后一部书稿。

　　《联大》传记文学版的出版周期相当长，一是因为译文修订得等易先生回到美国之后才能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我学力有限，译道荆棘丛生；二是出版方人手不够，杂志业务就已相当繁重，编辑书稿常常是在业余时间进行。有一阵，我的电子邮件被传记文学编辑部的邮箱认定为“垃圾邮件”，发了三四封邮件都是杳无音讯，我以为对方可能变卦了，便写信责问出版社“不负责任”，后来才知是一场误会。在此期间，《传记文学》的编辑简金生先生提议把书名改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原译是《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台版书眉保留了这一印迹），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

　　后来想想，这个漫长的周期也有利于避免译稿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就我记忆所及，Chinese Recorder在付印之前才改为《教务杂志》（原译为《中国报道者》），Memoirs of Li Tsung-jen一开始被我译作《黎锦扬回忆录》，后来想想不对，其实就是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像Chiang Yung-chen，台版音译为“蒋永珍”，这回修订改作“江勇振”。台版把“特务”（secret agents）错成了“秘书处”（secretariat），把“公粮”（public rice）弄成“公米”，九州版都予以订正。

　　拙译第一稿在2007年6月涂抹完毕，我在8月8日给北大的薛刚兄写E-mail，请他帮忙借阅两种征引最频繁的资料，一是民国版的《联大八年》，一是台湾版的《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像张启钧的《儒林逸话》，我查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馆藏，就只能辗转请老师和朋友帮忙了。

　　跟图书馆打交道，记忆最深的一次是，2007年底的一个早晨，我还在被窝里做梦，窗台上的手机响了（屋子里没有信号，只好把手机放在窗口），接听后才知道对方是清华图书馆馆员，她通知我预约的报纸到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我此前在图书馆预约的《今日评论》和《云南日报》。其中，《云南日报》北大图书馆也有馆藏，过期的旧报纸都藏在物理学院那边，可工作人员就是不肯调阅。无奈之下，我只能到清华碰碰运气。出乎意料的是，馆员电话告知调到了。我赶紧起床洗漱，骑着破自行车，冒着严寒赶到庄重典雅的图书馆。那一刻，我对清华陡然心生敬意：清华真不愧是清华。

　　“千禧年玄学家”存疑，译本仍需请方家纠谬

　　除了勤查词典勤翻书之外，译事本身考验的还是对原著的理解和中文的表达。因为是初事翻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想想，当初真是胆大），不知怎么在网上找到孙仲旭先生的博客“一亩三分”，其中多有谈翻译的文字，借此顺藤摸瓜，也购买了思果、董桥、余光中等人谈翻译的书来补课。易先生也曾给予指点，他在2008年7月17日的信中谈到“翻译三板斧”：一、抓住大意比死盯着一字一词更重要；二、无论创作，还是翻译，都要做到文从字顺，以吸引读者为第一追求；三、翻译腔要不得。对照拙译，我愧怍万分，虽然也算尽心尽力，但深知“路曼曼其修远兮”。

　　翻译是一桩苦差事，但至苦中往往蕴藏着至乐。有时与蝌蚪文纠缠不休，灵感突降，那种爽快真有如大旱之后的甘霖。英文原著几乎处处可见作者的文心，遣词用字甚为讲究，要用中文完全传达出来几无可能，而翻译时心领神会，大有拈花微笑之意。

　　《联大》九州版问世后，我给深圳的梁由之先生寄了一册，请他斧正。他读后，果然来信指出了几处疏误。比如，8-9页“日本驻华北屯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当为“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通常被称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辛丑条约签订后，日军取得在华驻军特权，“驻屯军”随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另外，梁先生还批评101页“李大钊的前缀‘千禧年玄学家’颇不可解，甚至不通”。于是我赶紧写信请教易先生，他告诉我，他对李大钊的理解是基于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经典著作《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按照迈斯纳的解释，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对李大钊影响颇深，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前，他把历史决定论看作是使整个宇宙达到有序的基本的精神力量，而此后就把历史看作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这使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带有浓重的形而上学色彩，与陈独秀的唯物主义理性（materialistic rationalism）形成鲜明的对比。迈斯纳用“chiliastic”指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作者为了压头韵，就用了“millenarian”一词，于是成了“millenarian metaphysician”，直译过来就是“千禧年玄学家”。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千禧年玄学家”底下竟然藏着这么曲折的故事。这背后的学术脉络，易先生不说，又有几人知晓呢？不过，尽管有这个解释，我得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懂——估计还得读读李大钊，补补课。

　　从这两个英文单词中可以看出，我的工夫远远没有做到家。这样的例子，拙译恐怕还有不少。恳请方家纠谬，匡我不逮。

　　□饶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