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财经观察·纵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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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重:博鳌论坛今年赴印度办会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接受本报专访,称博鳌设施与论坛需求尚有距离,近几年没有换址想法

2012年04月05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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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周文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与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对话。
新华社记者 侯建森 摄

  周文重

  67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2005年至2010年间,曾任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2010年起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第11个年头。11年来,论坛中碰撞的思想为亚洲各国政府的决策提供帮助。同时,11岁的博鳌论坛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瓶颈和掣肘。在今年年会举办间隙,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称目前的确遇到硬件设施限制论坛发展的问题,但还没有考虑更换会议地址。

  谈及论坛未来的发展,周文重表示,博鳌亚洲论坛将逐渐到国外去办会,今年将会到印度办会,探讨亚洲金融方面的问题。

  

  论坛贡献是产生思想

  新京报: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选择这个主题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大环境有关系吗?

  周文重:这个题目主要考虑现在世界经济从美国来讲复苏乏力,欧洲债务危机还没看到解决的态势,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讲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因为亚洲国家多数都是出口导向型,外围市场比较疲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是亚洲国家普遍面临的非常紧迫的任务。年会从这个角度设计这个题目,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碰撞,有助于亚洲国家的经济转型。

  新京报:每年的论坛都会有很多中方和外方的代表参会,目前中外代表的比例是怎样的?

  周文重:论坛演讲人大概在200人左右,他们参与各种大会和小会。官方的代表团加上报名的与会代表,加上演讲人,一共在1800人到2000人左右。中外的比例,我想差不多60%是中国人,40%是外国人。

  新京报:作为亚洲地区最高端的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已经办了11年。你认为论坛对亚洲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周文重:我想主要体现在产生思想。11年来,年会是向世界介绍亚洲,亚洲研讨自己的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与世界各个地区谋求共同发展之路。

  新京报:论坛上的思想碰撞对亚洲各国制定本国政策是否会有影响?

  周文重:因为在年会上总是会产生一些共识,产生一些方案和建议,这些方案和建议可以对亚洲国家的决策提供帮助。实际上,每年的年会,亚洲各国的政府都会派人直接或间接地关注论坛的观点。

  可以学习借鉴达沃斯论坛

  新京报:世界上最著名的论坛是达沃斯论坛,这几年达沃斯论坛也曾在中国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和达沃斯论坛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周文重:达沃斯关注的更多是发达国家。虽然它在全球已经很活跃,在中国也办了夏季达沃斯,但从它题目的设计上比较多的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观察世界,来考虑切入点。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和达沃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出发点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角度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当然从论坛本身来讲有很多共同点,办一个论坛,它的方法,它的目标,这个我们有很多可以向它学习借鉴的地方。

  新京报:从办会的角度讲,达沃斯论坛有哪些值得博鳌借鉴的地方?

  周文重:比如说会址。我们受到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3天我们只能办20多个会,因为没有会场,从早排到晚,排满了,平行的会同时只能办3个,再多了没有地方。

  另外,宾馆的容量也有限,可能最多只能容纳2000人。达沃斯的时间比我们长,我们只有3天,而达沃斯有一个多礼拜,达沃斯的品牌已经这么多年,邀请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欧洲的领导人轮流去,这样可以把这个会办得比较长,留住参会者。它会的量比我们大,它有一些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企业量身定做的闭门会,对媒体不开放的,这样的会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所有会都是对媒体开放的。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了会场和配套设施不够用的问题。

  周文重:实际上,论坛的硬件主要是企业在投入,目前为止中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做了很大的贡献。会议中心和附近的两个宾馆都是中远在经营。总的来说,配套的设施还是不够,毕竟博鳌是一个渔村,从渔村发展到今天,10年的时间已经很不错,但是怎么能满足今后会议的需要还是有距离。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把论坛换一个硬件设施更完备的地方?

  周文重:博鳌年会的定址就是在博鳌,目前是这样,近几年没有换址的想法。当然我们愿意在博鳌增加一些会议设施,但是因为现在宏观经济形势也不好,企业拿出这么多资源来增加投入也有困难。

  办论坛没拿政府一分钱

  新京报:每年的博鳌论坛都会邀请几千名代表参会,这么大的规模论坛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人?

  周文重:我们人不多,秘书处现在也就有20人左右,这20人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到了开会的时候我们要请很多志愿者,志愿者要几百人。这些志愿者很多是海南当地的,还有的是从北京过来的。我们也和海南省政府密切合作,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要靠他们,特别是一些后勤方面的服务。

  新京报:论坛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哪些?

  周文重:论坛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赞助,没有任何政府投入,不拿政府一分钱。当然赞助是有回报的,我们要和企业签协议,赞助后在哪些方面有回报,按照协议的要求来安排。

  新京报:经历了11年的发展,对于未来博鳌论坛的发展你有怎样的想法?

  周文重:博鳌论坛的发展,它的宗旨和目标是立足亚洲,促进地区合作,这些都是很明确的。这届理事会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切入点,我们会重视新兴经济体发展问题的研究,这个也不会变化。

  以后博鳌论坛要扩大影响,因为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要研究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所以我们提出要到国外去办会,去年我们到法国、澳大利亚办会,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要让欧洲人、美国人了解亚洲在各个领域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让亚洲人知道其他区域的国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各方有没有共同利益,有没有分歧,如果有分歧是在哪些方面,这些分歧如何来解决。

  新京报:今年有没有去国外办会的时间表?

  周文重:我们一般都会排年度计划,像今年我们会到印度去办会,是关于亚洲金融问题,金融合作等方面的。比如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资金的有效流动,如何保证投资不会枯竭,满足各国的经济发展需要。

  本报记者 邢世伟 海南博鳌报道

  ■ 回忆

  那些年曾被误会是骗子

  从2002年起,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定期召开年会。这一年,段伟辞去一家美国企业的公关工作来到博鳌论坛秘书处,不久后担任博鳌论坛首任新闻官,一做就是6年。

  “当时论坛秘书处办公室在北京国贸,我去的时候,办公室只有很小的一个房间。”段伟说,他感觉这个办公室和宣传中的高端论坛不太相称,“别是一个草台班子”。

  如今博鳌已声名远扬,但早期很多人不知道博鳌论坛是什么来路。“刚开始我们邀请企业来参会时,甚至会被当成是骗子,没人知道博鳌是什么,要谈什么,为什么要来参会。当时确实也有很多机构打着高端国际会议的幌子去骗钱。”段伟回忆。

  段伟认为,博鳌的成功首先离不开时代背景,那就是亚洲越来越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在于它达成了什么协议或是共同意见,而在于声音本身。

  本报记者 钟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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