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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民意:发自内心,更要付诸行动(2)

2012年04月07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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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千多年前提出朴素民权理念的孟子、亚里士多德,到近代早期提出“自然权利”学说并影响了北美革命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从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阿克顿勋爵,到关注二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太多先贤关于民主、民权的思想,值得当下的中国借鉴与思考。
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上接C03版)

  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实质性要素

  【书摘】

  公民参与是民主治理的基础,公民参与程度愈高,民主治理的程度也就愈高。衡量中国公民参与状况的最重要环节有两个,即民主选举和协商民主。前者关系到政府官员是否代表人民,后者关系到政府决策是否充分体现民意。

  ——《中国治理评估框架》 P200

  新京报:你提倡“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需要建立在官方与民间的良性对话互动之上的。现实中,有时官方与民间很难实践对话互动。

  俞可平:这几年来,我们有一个非常忧虑的现象,就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增加。有时甚至相反,民生改进了,但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前两天发布的《中国道德伦理报告》称,“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政府官员以74.8%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演艺娱乐界48.6%、企业家群体33.7%。政府官员已经成为令民众最不满意的群体,而且居然位居不满意群体之首!

  这使得我们去反思,为何政府做了那么多对改善民生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人民却没有对政府更满意。不久前我去南方一个城市做调研,就有官员跟我说:“我不明白,我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这么辛辛苦苦,老百姓却对我们愈加不满意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怎么还一直在骂娘?”我就告诉他:“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有多种需求。在满足一般的物质需求之后,就会产生参与的需求,想要有发言权,要获得尊严公平。后面这些需求,仅发展经济是满足不了的。要靠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民主法治的推进。”

  新京报:消除这样的隔阂,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体可以有怎样的制度性解决方式?

  俞可平: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除了官员自身的诚信遭遇危机之外,也说明我们在选举、对话、协商、参与等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这是民主建设滞后的结果。

  过去人们没有这么多的民主需求,而现在公众的政治需求越来越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参与平台,民众就会觉得自己的权利没有受到尊重,即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同样也会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要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除了政府要有诚信和官员要讲真话等执政道德建设之外,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推进中央一直倡导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其中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尤其重要。

  很多人片面理解,以为民主就是选举,其实,选举主要解决授权的问题。授权之后的决策环节,民主过程就体现为公众参与和协商对话,政府要听取公民的意见,要与公民协商对话。这种民主参与,也同样极其重要。

  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进展,比如政策听证会、民主恳谈和决策咨询等,但还做得远远不够。政府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既可以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可以增强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要素,像民主选举一样,意义十分重大。公民参与的过程,是增进官民相互信任的过程,也是官民合作治理的过程,还是提高公民自身参政能力的过程。

  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

  【书摘】

  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公理。是上级领导给了我权力,我当然首先就对上级领导负责;是百姓给了我权力,我首先对老百姓负责。如果民意在干部心中的分量重了,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的利益,通过增加老百姓的利益获得选民的支持。

  ——《好的地方改革应上升为国家制度》 P234

  新京报:理性地认识、理解权力,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有很浓重的官本位思想,迷信权力。有些人,对社会腐败大加挞伐,却又对不正常的物质利益有所艳羡。

  俞可平:我写《敬畏民意》,就是希望这些基本常识能被更多人知道。这些常识能为整个社会所共享,这对政府,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不少官员和民众,对权力本身的理解是狭隘的和错误的。以为权力就是去捞好处,谋利益。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它给政治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即使从个人的角度看,如果境界高一点,体会到人活着,根本的追求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上的愉悦,就会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权力。

  新京报:你觉得,关于民权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怎样才能深入人心为社会所共享?

  俞可平:要使“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和“权为民所有”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深入人心,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努力清除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余毒,这种余毒还大量存在,其影响作用不可轻视。像“升官发财”、“任人唯亲”、“个人专断”、“人身依附”、“等级特权”等,都是传统政治的糟粕。二是强化现代的民主法治教育,在学校政治课中加大公民知识和民主法治知识的内容,党校对干部的培训也应当将民主法治教育当作重点。三是完善民主制度,通过民主的实践去塑造官员和民众的素质和人格。

  看看许多腐败官员的所做所想,会使人十分悲观。但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我看到年轻一代在这方面的进步。在总结新中国60年的政治发展经验时,我对《人民日报》记者曾经说过,60年最深刻的政治进步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像我们这一代人,政治评价更多倾向于传统式的思维,总是拿现在与过去比,觉得现在的政治生活比过去不知好多少。但年轻一代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政治评价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总会拿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还不如人家,从而对现实提出种种批评。举个例子,一个人若因冤案入狱,出来之后,年龄大的人会首先感谢党感谢国家为其平反冤假错案;而年轻人出来后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向政府索赔。这就是民主的进步。

  (下转C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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