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民意：发自内心，更要付诸行动(3)

　　（上接C04版）

　　中国应有自己的权力制约模式

　　【书摘】

　　我们不搬不学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但不等于说我们中国人的权力就天然无须监督，我们共产党的权力就天然无需制约。我们的权力同样需要监督和制约，不仅需要权力体制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以及人权、事权、财权之间的制衡，更需要外部的人民群众对党政权力的制约。

　　——《人民政协与人民民主》 P29

　　新京报：权力的限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进步的标志之一。政治哲学家格伦·廷德在《政治思考》一书中写道，探讨权力的适当限制和如何能够实施这些限制，就是关切生活怎样能够过得正当而文明。你觉得中国在这方面需作怎样的反思？

　　俞可平：探讨权力制衡，是政治学家的基本课题。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必须制衡，是政治学的公理。权力制衡，从国家方面说，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衡。从政府方面说，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相互制衡。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必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不搬用西方的制度，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三权分立，但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权力制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模式，这是当务之急。我们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相当大。近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手段惩治贪官，每年都有这么多的贪官被抓被杀，但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有些位置上，官员的权力太大了，例如第一把手，很容易导致腐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因为贪官天性就坏，不认为是我们的民族本性好贪，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制度环境使然。尤其是在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制度急需改革完善。

　　新京报：贪官现象，是中国在权力制衡层面不够完善的表征。在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在“限权”方面可以有怎样的创新？

　　俞可平：在《让民主造福中国》那本访谈录中，我曾经专门就此问题发表过长篇访谈“反腐亟须突破”。我痛恨官员的腐败，但更担忧官员的特权，因为那是“合法的”腐败。

　　我的看法是，我们需要同时从三个方面着手，才能有效遏制严重的腐败和特权：首先是实行民主选举，选好官；其次是分权制衡，避免过分的个人集权；最后是民主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实，官员本身的素质、权力的分工制约和对权力的监督，这三者对于官员的廉洁同等重要。

　　如果从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严重的腐败是完全可以得以遏制的。在反腐倡廉方面，党中央十分重视，我们相继出台了100多个党内廉政法规，总计有2000多条规定，但效果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目前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权力的监督上，却严重忽视了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我们应当在选官和制衡这两个方面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但大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忧心忡忡。

　　倡导“官民共治”

　　【书摘】

　　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与合法性》 P185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一直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较强，而民间社会一直未能得到健康发展。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俞可平：我国传统上一直采用“强国家”的模式。但是，在传统中国，即使在国家很强大的前提下，民间社会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有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在传统中国，县以下不设政府机构，靠乡绅等地方精英来统治。虽然这样的民间社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两个概念，但在我国的传统政治状态下，“强国家”下还有相当大的社会自治空间。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推进民主法治。这就必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所以我说，改革开放以来，导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形成了新的社会格局。

　　过去，社会和国家是同构的，政治与经济也是一体的，现在则已经形成了三个系统。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家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讲，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系统会越来越强大，政府要日益还权于社会，将更多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去管理，社会自治变得日益重要。人类的政治理想也逐渐从“善政”走向“善治”，即从“好的政府”，转变为“好的治理”。

　　这种社会发展的规律，纵有天大的“中国特色”也不会改变。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扶持各类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培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使它们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共同担负起公共治理的责任。这也就是我所倡导的“官民共治”。

　　新京报：新的社会格局形成之后，没有健康的社会自治，会阻碍而导致国家（政府）在探索、构建良性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举步维艰。而健康的公民社会，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持。你认为现在我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作怎样的调整？

　　俞可平：令人高兴的是，党和国家最近这些年日益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建设性作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针。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

　　这实际上为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指明了根本方向，这种新型的关系就是合作伙伴关系，就是政府与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说到这里，我想澄清一个观点。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引述我的一个说法，即目前正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总共有45万个，而实际存在的可能超过300万个。这个数据是我的多数同行广泛调查后得出的数据，基本是可信的。但编辑记者在引述时，得出了一个不准确的推论：近九成社会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我要指出的是，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不意味着“非法”。许多社会组织是按照中央文件或地方政府政策成立的，例如农村的专业合作社等，不能说它们是“非法的”。应当说，真正“非法的”社会组织还是极少数。

　　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组织还是以管制为主，而不是以服务为主，更缺少一种宏观制度环境，鼓励和保障在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修订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规，不仅要着眼于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政支持，还应当有一种致力于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长远战略。

　　民主政治造就独立自主的公民

　　【书摘】

　　……媒体也好、官员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首先要有常识，讲话、发表看法不能没有常识，没有底线。第二，要有责任感，所说所做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国家负责。第三，应该宽容，不要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观点不同很正常。

　　——《民主法治要有突破性的发展》 P227

　　新京报：你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扩大公民参与”，除了必要的制度环境外，公民自身的素质也极其重要。那么，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你认为好公民应该是怎样的？公民素质的养成，需要怎样的训练？

　　俞可平：公民参与既需要公民自身具备必要的素质，但更需要合适的制度环境。现在有些人以公民素质不高来反对推动民主政治，这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观点本末倒置了。政治制度与国民素质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制度决定公民素质，而不是相反。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家制度是社会存在，公民素质属于社会意识。马克思明确说过，专制制度扭曲人性，说的就是制度决定性地影响着公民的素质。民主政治给人以更加自由的空间，是最契合人性的政治制度，它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民主政治造就独立自主的公民，培育公民的主人翁精神；专制政治造就盲目依附的臣民，培育人的奴性人格。

　　另一方面，公民素质确实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础性条件。高度的民主，需要公民有现代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这个意义说，培育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意识，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对推进民主法治极为重要。

　　公民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另一个是社会实践。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强化公民教育的内容，培育公民意识，特别是权利与责任意识。在社会实践方面，应当努力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创造更多的公共参与机会，让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