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养老院什么样?

　　最近，新京报针对当前北京的养老院问题，展开系列调查和报道，揭示出养老院问题的困境和乱象，引起社会反响。而北京养老院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当下中国养老问题的一个缩影。

　　人口结构老龄化，同样也是日本要面对的社会现实。同时，日本又是一个“福利国家”，其养老方面的理念与措施，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日本养老院什么样？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养老院的制度保障

　　日本先后推出了“老人宪章”、“黄金计划”、“新黄金计划”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完善老年服务体系，将养老问题通过立法上升到制度层面。

　　被称作“美丽国家”的日本，也面临出生率锐减，人口老化的社会问题。2005年，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已是不折不扣的老龄社会。

　　老龄社会的出现，必然带来一个问题：老人的终老问题。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社会的伦理体系是儒教，以家族制度为核心。但是，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代价，这种制度逐渐解体——上班族以公司为家，整个国家被称为“日本株式会社”便是一个隐喻。

　　在养老问题上，养老院是观察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对于日本来说，这个问题已经通过立法上升到制度文明的层面。

　　比如，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被称作“老人宪章”的《老人福利法》。经多次修订，日趋完善，其中有：

　　——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

　　——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

　　——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先后推出了“黄金计划”、“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日本著名作家、护宪团体“九条会”的创立者之一加藤周一曾提出过一个“QOL”指数的概念，意为“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而日本是很以自己的高“QOL”为自豪的，因为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养老院。

　　日本实现“按需养老护理”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呈现出一种“按需养老护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排便等各个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不同服务。

　　当前，根据日本“国民年金”绝对金额不足的现实，未来的老人要长期工作。

　　2007年，在被称为“团块世代”的战后第一个出生高峰出生的人集体退休之后，状况越发严峻，把退休年限提高到70-75岁，已不是笑谈。

　　工作一生的老人，一旦停止工作，便会成为家庭的“负担”，而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的解体，如果没有新的替代性制度支撑的话，家庭的负担会转化为社会的负担，社会将不堪其累。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长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数年前导入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介护（看护）保险”制度，与40年前全面实施的旨在使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的“国民健康保险”一样，覆盖全体纳税人。

　　这在整个西方国家来说，都不失为一项大胆创举，被称为“家族革命”。

　　这意味着对老人的看护，不复依赖家庭，而通过无血缘关系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来实现其保障。

　　同时，由于日本年轻人的观念上较为西化，结婚后搬出去生活并自己带孩子，老人寂寞、孤独现象十分普便。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已较为完善，呈现出一种“按需养老护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各个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服务。

　　很多人去日本，经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仅街上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酒店、商场的许多服务人员也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在日本，有一个“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计划，即在距离大概30分钟车程为半径的社区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为了帮助腿脚不灵便的老人，日本还成立了社会团体“老年人外出介助会”。

　　“终老于家”不是梦

　　作为“民生大国”，日本在承认传统家族制度崩溃的现实的前提下，不回避责任，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条件，以保险的契约方式，为国民的晚年埋单，以“国富”回馈国民。

　　“按需养老护理”不仅仅是在公立养老院，民间养老院同样如此。

　　不少日本的企业，也建设个性化的商业养老院。看护型养老院主要供身体不便和患病老人入住，由养老院下属团队为入住者提供看护服务；住宅型养老院供身体状况正常的老人居住，当老人需要看护服务时，企业提供临时看护服务；健康型养老院类似宾馆，院方只负责打理老年人的日常家务。

　　为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所谓“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日本还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服务的质量、老人的评价等。

　　目前日本全国范围内基本上都已经实施了这种评价制度，东京都率先提出了“三年一审核”的思路。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护工待遇。目前在日本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平均月工资20万日元，而日本国民人均月工资标准是50万日元。为此，政府日前给每个养老护理人员每月增加了1.5万日元的工资。

　　“终老于家”几乎是所有老人的愿望，而这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明显加快了“普通国家”化的进程，而所谓“普通国家”，说白了就是政治大国（State Power）。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与“普通国家”化的战略议题相平行，日本社会其实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那就是彻底反思、摒弃近代以来“富国强兵”的国家道路，开创既不诉诸军事能力，也不诉诸经济力量的“第三条道路”——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即通过谋求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

　　该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国家在承认传统家族制度崩溃的现实的前提下，不回避责任，把负担一味推向社会，而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条件，以保险的契约方式，为国民的晚年埋单，以“国富”回馈国民。通过这种改革，哪怕是鳏寡垂病之人，也不复为自己终老担心，颐养天年，终老于家园，而不是医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刘柠（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