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分子与民主

　　以下部分来自《思考二十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该书由托尼·朱特（Tony Judt)和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合著，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书摘】

　　托尼·朱特：知识活动类似引诱的过程。如果直接扑向目标，你肯定无法成功。你想成为能够对世界历史争论有所贡献的人，于是你直接开始行动，向世界历史争论贡献意见，你肯定不会成功。

　　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整天谈论世界需要变得更加民主或者人权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并不是这些目标不值得追求，而是整天谈这些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或者增加对话的精确性并没有太大的建设性作用。同一个人，如果他对于不同民主的缺陷有所真正的了解，他说我们的民主是其他人需要模仿的，这样的论证就很好。

　　如果这个人只是单纯地说我们的体制是民主的或者只是说我对于自己的民主体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帮助你们建立民主体制，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走开，先好好修理下你们自己的民主，然后你才可能会有一些国际听众。如此看来，知识分子想要发挥国际影响力，他首先必须关注国内。

　　今天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很长的改进周期的末尾。这个周期开始于十八世纪晚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发生了什么，这个周期仍在继续着：领袖接受像法治这样的原则的国家在不停增多。我认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股增长却逐渐被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所盖过：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然而，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看上去好像是和政治自由相联系，但事实上却对后者有着潜在的威胁。

　　在我看来，如今的这个世纪是不安全感逐渐上升的一个世纪，而导致其发生的原因部分在于经济自由的过分发展（我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另一部分原因包括环境变化和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国家政权所带来的挑战。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哲学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境地：我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畅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想办法拦截一个更糟糕的世界出现。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情境之下，那些善于描绘理想化的改良图景的知识分子或许不是最值得我们倾听的人。

　　我认为，对未来的几代人而言，捍卫与推动庞大的抽象概念要依靠保护那些使其具体化的机制、法律、规则以及实践。对于这些保护运动投注精力的知识分子将会是最重要的。

　　蒂莫西·斯奈德：我们该谈论的不是民主或者人们需要传播民主，该谈论的是民主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东西，它由很多细小而不稳定的机制和实践组成。确保投票的作用就是这其中之一。

　　托尼·朱特：如果你观察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最具民主美德国家的历史，你会发现最早到来的是宪政原则、法治原则和三权分立。民主总是最后到来的。如果我所说的民主就是指所有成年人都有权利参与管理自己的政府的选择，民主的到来则是相当迟。在我的年代，现在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伟大的民主国家，比方说瑞士，才实现这样的民主，而像法国那样的其他欧洲国家则是在我父辈的时代才实现了这样的民主，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自己说民主是一个出发点。

　　蒂莫西·斯奈德：我认为，民主最好被当做是防止更糟糕体系出现的机制，被当做是一种确保民众不会每一次都被愚弄的大众政治方式。

　　托尼·朱特：丘吉尔的格言，即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但例外的情况是，在尝试过其他形式皆行不通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但却是有限的真相。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需要优秀的记者，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需要他们来填补民主体制的两端，即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断增长的空隙。编译：Huzexi

　　托尼·朱特：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于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

　　朱特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欧美重要报刊撰稿，重要作品包括《责任的重负》、《战后欧洲史》、《思考二十世纪》等。2010年8月6日，托尼·朱特因病于纽约格林尼治村家中去世，享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