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中国作家拥有自己的经纪人

　　【旁观伦敦书展】

　　版权代理们工作时的优秀表现可能只是为了公司和个人收益，但他们的存在的确让文学市场更有秩序，作家可以安心写作，不用同时应对那么多的出版社和那么多的文学杂志，只要你的作品有价值，它就可以替你走遍全世界。这样不是很好吗？

　　很多记者在伦敦书展上大都逛的是一层的展馆，听的是二层侧面房间里的讲座。其实对这个书展本身来说，从展馆一区的狭窄滚梯上到楼上的一大片区域，才是展览最核心的地带。

　　尽管在门口已经检过一次票，但想要来到这里还要再经过一次滚梯旁工作人员对证件的检查，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这里不美，也没特殊布置，就是一张又一张的四人小方桌，每张前后左右间隔只有约一米，密密麻麻摆满一整层。这里一天中要进行不知道多少次的版代与出版社之间的会面，英国的版代公司各自租几张小桌子，每天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社员工在他们对面坐下，平均每次的会面时间是半个小时，一天下来经历这样的半小时，要十次以上。

　　他们的谈话内容都围绕着书和作家，哪些作家又出新书了，哪本书要到期了，哪本书已经卖掉了。作家经纪人们尽全力把旗下的作家作品卖个好价钱，其他语种的出版社试着看能不能买到物美又价廉的作品，如果只把眼光集中在名作家身上的话，这当然很难。

　　毕飞宇换过一次自己在国外的经纪人，之前的经纪人抽取10%的佣金，新的抽取20%。“但是抽取20%后带来的经济效益远多于之前10%的那一个。”他这样解释换经纪人的原因。那么在中国作家应该有经纪人吗？他给了很肯定的回答，“应该有。”但现实却是，很难有。

　　阿兰·德·波顿在不久前接受一家中国媒体采访时，曾经抱怨过中国的书价太低，卖好多书得到的版税都不能在英国吃一顿很好的午饭。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外国作家的抱怨，事实上我在书展上偶然结识的另一位还没在中国出过书的英文作家也是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只好安慰他说，至少我们人口多，能买他书的人也就多了。可，真的是这样吗？

　　在伦敦的地铁里，随处可见看小说的人，是小说，不是成功学或者励志书。目前为止我走进的任何一家英国的综合书店，文学书都摆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他们按照地理或者字母把作家们分得很详细，印度的、澳洲的、欧洲的、当然也有中国的。我问店员有没有《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她马上反应出“是她的那本自传吧？”之所以说“她”，是因为我刚买了温特森的其他几本书。

　　这些场景在中国对应的，会是什么呢？我们的地铁里大家都在摆弄手机，我们有几个书店会大方地把好位置留给纯文学？我不确定如果我在书店里跟一位店员随口问一句有没有朱天文的《巫言》，他会马上反应过来那是一本什么书，当然，我们也没有像伦敦那样，书店的密度可以这么大。所以，去跟一位英国作家解释他的书在中国可能会以数量取胜的时候，天知道我有多么心虚。

　　在国外看一部电影的价格和一本书差不多，我买了温特森的6本书，花了将近50英镑，折合成人民币要500多。我当然不是说在中国一本书也要卖到将近100块，但比起其他的娱乐消费，我们难道不能从价格上给书本一些起码的尊重吗？一本10万字的小说如果只能卖20块钱的话，出版商为了控制成本而瞒报印量当然可能，没有监督机制，作家经纪人养不活自己也不会做这样的工作，如此下来只能是恶性循环，受伤害的怕是文学本身了。

　　伦敦书展的展场很有秩序性，并不怎么对非专业人士开放，展场里的人很少，但即便是最简单的展台也布置得干净、整洁、不累赘。但比起一层展场本身更吸引我的还是二楼里的一张一张小方桌。人们在半小时、半小时里做出一些决定，买卖一些版权，之后把世界各地的文字交叉着带到世界各地。

　　□姜妍（北京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