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书展闭幕;莫言、李洱对谈乡村文学与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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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伦敦讯 (记者姜妍)伦敦时间18日的傍晚5点钟,伯爵宫展览中心的广播声一遍一遍响起,告诉大家来年再见。展览结束前的半小时,莫言刚刚在展场里的活动上点评了80后作家,他说目前80后的作家还没显示出大家写作风范,应该扩大生活面,由关注自己到关注他人,把作品上升到新高度。
莫言:农村变化存在希望,也有隐患
莫言讲述的这番话,是在他与李洱、陆建德对谈时带出的,对谈的话题与乡村文学有关。似乎调侃毕飞宇成了书展上中国作家们的一桩乐事,莫言开始发言就顺带着讲了毕飞宇《玉米》的由来。莫言的家乡在山东高密,曾经那里遍地都是红高粱,但是某年毕飞宇去找寻红高粱时,看到的却是遍地玉米,于是写出了成名作《玉米》。“如果没有高密,就没有毕飞宇的小说,这部小说也为他赢得了很多女性读者。”
之后莫言言归正传,他说去年下半年,他回到高密住了7个月的时间,与89岁的父亲过中秋节时,来看望他的文化局干部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共产党”,莫言的侄子却在一旁说,“什么感谢,一群贪官污吏,都应该拉出去枪毙。”莫言说,两代人的看法差异是因为各种经历的不同。现在农村大部分年轻人都离家打工,种地都是老年人做的事,他回到家看到姐姐一个人开拖拉机到处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变化中存在很大希望,但也有隐患,比如十年、二十年之后,谁来种地。
如今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但莫言说他只要提笔还是要写20世纪90年代前的乡村生活。过去他总以为能钻到农民心里去,现在回家长住后,又觉得自己的许多想法是肤浅的。
李洱:中国作家几乎没能力写出城乡巨变
李洱也回忆了自己在河南成长的历程,他提到现在很多人天真、幼稚、愚蠢地认为自己的城市生活与乡村无关,出生在城市的乡村第二代也会这么认为。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是以农村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如今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他说他常常感到被深深刺痛。而乡村本身也出现巨大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作家目前几乎没能力准确写出这种变化,这种变化超出人的想象力和智力。”
现场提问环节有一位80后的女孩问莫言为什么中国评论界对80后的关注很有限,莫言说评论界有权威地位的人大都年纪比较大,这一代评论家对80后创作认知的理解有问题,“我也是这样,我读80后的作品,觉得该痛苦的地方不痛苦,不该痛苦的地方他们哭天抢地。也许这也影响了对作品真正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但莫言也认为目前80后作家没有写出可以打动不同年龄读者的作品,希望他们能从小圈子里突破,开阔视野,获得宽阔视角。
■ 文化交流
在今年的书展上,主办方一直希望英国人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中国。中国展台一直有书法家写毛笔字送给英国读者,并解释纸上毛笔字的中文意思。在展场上随处也可以见到中国其他的文化延伸,比如在一场几乎都是外国人参与的餐饮活动上,戴着白帽子的大厨正招呼着要教大家做中国菜。展场入口处还有现场按摩服务,一次10英镑。
而中国也在努力地贴近英文世界,本次派出的作家团里挑选了许多英语流利的作家,很多场活动中,都可以看到有会讲英文的中国作家坐镇,比如陆建德、严歌苓、王蒙或是郭小橹。也可以在现场看到,冯唐直接用英语接受英国电视台的采访,而有会英文的中国作家出席的活动,的确也在活动现场带来了更多英国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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