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 “落脚城市”是充满希望的所在

　　21世纪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或许就是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这些乡村移民来到城市，最初“落脚”的地方往往是那些远离市中心，配套设施极为恶劣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自己在城市中充满艰辛的奋斗之旅。从乡村移民到城市中产阶级，这一社会流动的过程往往需要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而这些桑德斯称为“落脚城市”的地方，在这一社会流动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落脚城市”：遵循和成熟社区同样的经济逻辑

　　新京报：在本书的前言中，你说此书的写作受到了简·雅各布森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启发。那么，雅各布森的书给了您怎样的启发？

　　桑德斯：我从很早就熟悉了雅各布森的想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有机会与她进行了几次深度访谈。她关注那些成熟的社区，将这些社区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在她看来，这些社区好像蔬菜那样，有自己的生命和成长，而城市政府看待这些社区应该像一个园丁看待自己的菜地一样。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让它们按自己的方式去生长，在极少数情况下做一些修剪，或是在它们需要的时候给它们提供一些肥料和帮助。换句话说，既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但也不是大刀阔斧地对它们进行改造。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我意识到，雅各布森的观点对我所观察的这些社区，对城市边缘、郊区也十分有效。不管这些贫困社区看起来多么不吸引人，它们也遵循着与成熟社区同样的经济逻辑，二者内部的消费活动和经济活动是非常相似的。

　　新京报：与成熟社区相比，“落脚城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桑德斯：这些我称之为“落脚城市”的地方，最大的特质就是就房产价格来说要比成熟社区便宜得多。但通常，低房价也是后来这些地方最终失败的原因。这些地方房价便宜可能因为一系列原因——有时是远离市中心、或是经常发洪水、或是卫生条件恶劣、或是处在一个地理上非常不便的位置（比如在一个悬崖下）——这些条件使它们成为非常好的起点，因为很便宜，但是想要攀上下两级阶梯，往往十分困难。而这就是政府可以起作用的地方，政府应该帮助它们攀上下两级阶梯，通过提供良好的交通、教育等。

　　“落脚城市”比贫民窟要成功

　　新京报：在书中，你一直强调，“落脚城市”和贫民窟是不同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将“落脚城市”当作贫民窟来看待？

　　桑德斯：是的，很可惜，“落脚城市”经常被称做“贫民窟”，但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我一直举19世纪伦敦的例子，那里曾有过大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贫民窟，因为狄更斯的所有书都是描写这些地方的。狄更斯写过一个著名的贫民窟叫贝斯纳·格林，这里的人们陷入了毒品和卖淫业的深渊，他们的生活的确是毫无希望的。但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些贫困社区，我称之为“落脚城市”贫困社区。这一时期是“铁路时代”的初期，在帕丁顿火车站、国王十字火车站周边，都有贫民窟的存在。如果你去查看人口登记资料，你会发现，贝斯纳·格林的人基本上生在伦敦，他们的父辈也生在伦敦，他们一直是城市居民。而那些铁路沿线社区的人都是乡村移民，那里的人们和贝斯纳·格林的人一样贫穷，但是他们更为成功。尤其是1840年以后，当政府终于对这些地区进行教育投入，这里有了很好的社会流动性，几乎培养了一个新的阶层。所以，在“落脚城市”中，有一个成功的历史。

　　新京报：那么，决定这些“落脚城市”能否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桑德斯：要理解“落脚城市”怎样才能成功，需要理解是什么在阻碍它们获得成功。有三组东西会成为干扰因素。首先是物理因素。如果一个“落脚城市”离市中心太远，就会有两个问题：如果你在这里开一家餐馆或是小商铺，你不会有足够多的来自城市主体的顾客；如果你在一家离市中心有两小时车程的成衣厂工作，你的孩子除了在荒凉市郊的街上闲逛就没有其他地方可去，那么他们可能会加入黑社会，走向犯罪。

　　其次是行政因素。例如，开办一个新经营项目是否容易。或者是教育设施的缺乏，这一点尤其重要。很多已存在了三四十年的社区都仍然没有一所学校。事实上，对这些地区进行教育投入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划算的，因为你从这些地区能获得更好的回报，因为这群人是极其上进的一群人。在西方国家，人们会发现恰恰是移民的后代在学校中表现得最好，不管这些移民来自哪里。

　　第三个问题是公民权（户籍）问题。如果你无法取得你所移民国家的国籍或是所移居城市的户籍，那么你就不会在那里置业，你的子女就无法在当地获得正常的学校教育，你就无法在当地合法经商，你就完全地被从当地的主要经济社会生活中剥离开来。这一点，你可以从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甚至在中国国内看到——虽然现在比以前的情况要好。

　　政府要与城市化进程和解

　　新京报：“落脚城市”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现象。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北美、日本已经开始了城市化进程。那么你认为，发达国家有过的经历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本世纪持续下去吗？

　　桑德斯：我认为会的。现在，欧洲、北美和日本都已经充分城市化了。事实上，如今南美洲的城市化程度也非常高。在过去的20年中，南美洲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75％。新移民的人口与乡村还有十分紧密的经济联系，人们还会寄钱回乡下。在2005年的中国，从城市寄回乡下的钱首次超过了农村的粮食生产所得。

　　我承认，城市化进程中充满动荡，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冲突、疑虑和不稳定。但是，如果你能够很好地管理这一进程，它将会带来更多的和平。为什么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拉丁美洲，会有那么多的冲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拉美不愿意接受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企图阻挡它。为什么土耳其现在有了稳定和自由贸易，巴西也有了稳定和更多的社会公平？就是因为它们接受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与其和解了。现在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城市化了，并且接纳乡村移民成为城市生活的合法的一部分。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承认这一进程终将会发生，并且为其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那么你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重要的是，你不能将这些人看做不被欢迎的乡村难民。你必须意识到，这些人之所以移居城市，都是带有明确目标的，要么是城市里出现了劳工短缺、要么是他们脑中已有小型经营项目的计划。现在很多国家都意识到，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大型企业，而要更多地发展中小型企业。事实上，这些人从事的就是这样的经济活动。通常，这些人开办的企业并没有获得政府授权，你也不知道他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但是，这不正是我们所有人最初的起点吗？这不正是那些大企业的起点吗？

　　新京报：有人认为，如果政府不对大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大城市可能会“爆炸”？您认为呢？

　　桑德斯：我不认为你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人们搬到城市，那些这方面的努力从未成功过。而且，城市也不会“爆炸”。它们会变得拥挤，但它们不会爆炸。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