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致：余英时的渊博是因为他面对的问题

　　余英时 

　　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余英时访谈录》是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应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三次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内地整体出版。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钟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趁陈致抵京短暂空隙，新京报记者和作者进行了40分钟对话。

　　是史家，不是新儒家

　　新京报：在和余先生深入交流中，你感觉自己在哪些地方最受益？

　　陈致：我和余先生主要是电话联系，我主要是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这实际上也引导我去看书——所以，相关的书杂七杂八看了一些。我自己是做金文如《诗经》等先秦文化的研究，关于明清时期的经学和科举制度等也写过一些文章。《余英时访谈录》里面也讨论到一些跟这个研究领域相关的问题。跟余先生谈这些问题时，我会再进一步去思考，或者是去看书——这方面比较受益。余先生谈到了研究古希腊文化的Werner Jaeger教授的书——《希腊文化的理想》(Paideia:The Ideas of Greek Culture)，我通过亚马逊从美国邮购了这三本书。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时间看，不过我会找时间仔细阅读。

　　再有，我觉得余先生看问题是非常敏锐的。看问题，我想也是一种可以跟他学的，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他会想得更深一层，当然这个不是刻意学得到的。但我想如果勤于读书思考，一定有收获。

　　新京报：丹尼·贝尔说自己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我读完《余英时访谈录》以后，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余英时先生的身上，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陈致：每个人对余先生都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如果说余先生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我觉得也不尽然，我们还是最好不要给他贴一个这样的标签，我想他也未必能接受。

　　我记得以前去见余先生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是新儒家，他就很反对这种说法。他写的文章，虽然可能也受到牟宗三先生影响，但很多是在思想上跟新儒家针锋相对的。所以，我下不了这个结论。

　　新京报：《余英时访谈录》中也说，余先生不愿意自己被称为新儒家，为什么？

　　陈致：观点上不太一样。新儒家大部分都是学哲学的教授，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解释，在观念上比较重，比较关注心性之学和形而上的问题。余先生是历史学家，除了观念层次以外，他还要看这个制度，还要看历史本身的发展，还有政治、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变化。

　　因为这样的差异，我想他和新儒家自然是不会一样的，而且他也不会认同自己是新儒家。因为新儒家讲心性之学，余先生显然不是专注于此——这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歧。

　　新京报：余英时先生的思想和学术体系，他既传统又现代。他对传统文化有细致入微的研究，还有很多传统士人的风骨；同时他又有现代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思想眼光，能够将传统和现代完美地融合于一身，原因何在？

　　陈致：我想还是跟他从学经历有关系，他早年在燕京大学读过一段时间，然后来到新亚，师从钱穆先生，后来又到哈佛大学读书，所以，他有中西两方面很深的素养，因为他师从的都是最重要的一些学者，在当时，我想主要是这方面原因，当然还有他自己本人的天资和努力。

　　要继承，但不要崇拜

　　新京报：余英时是非常杰出的史学家，对中国现实也非常关注，我常在网站上看到他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对于很多问题他都会经常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他对中国人的命运特别关切，也很有人文关怀，你怎么看待他这一面？

　　陈致：我在访谈中也问起过余先生，他好像觉得这个士，就是要讲时代精神。他对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特别有兴趣，而且他特别关心过去士大夫道义担当和社会担当的襟怀，不管是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得君行道”，还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觉民行道”，实际上都表现出对现世的关怀。

　　余先生关心现实，多多少少受传统士大夫的影响，如果他觉得不合理的，他就觉得他要讲出来。以前的士大夫是可以切实去行政的，现在的时代只能是学者，只能在学术圈里面和社会上，发出一些声音。他也讲到，这是一种社会的公义，从社会公义角度发出一些声音，应该也能起一些作用吧。

　　新京报：有书评人曾提出一个问题，现在该如何继承余英时。如果让你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

　　陈致：我想对一个学者来说，他需要的不是这种近乎崇拜和信仰式的态度。因为学者有好奇心，他需要面对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个学者都会面对自己的问题，并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刻意去模仿谁，或者是学习谁。

　　余先生现在80多岁，每天还在看书写作，我想这个是值得学习的。还有，他在解决问题，面对问题的时候，会寻求各种办法——当然，之前他有很好的素养，有深厚的知识准备为基础，才可能发现一些更深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余先生渊博，这个也是由他的问题所引致的，就是他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他也去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面对问题很多，导致他看的书也很多，当他解决的问题很多，长期下来，就变得非常渊博。

　　新京报：有人评论，说关于余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经验，书中没有完全展开。他表示希望能够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有没有就这一块进一步做访谈和沟通的计划？

　　陈致：应该没有。余先生时间也很宝贵，年纪也比较大，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我已经跟他通话很多次，占用了他很多时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