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容：追逐真相的人

　　张翠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见面便如腼腆少女，询问自己戴着眼镜是否好看。长期熬夜写稿，以及超负荷的精神压力，让她与疲惫为友，眼睛已没有早年那种明亮。岁月不饶人。她不愿朋友们看到自己眼中的疲惫状态，故而选择戴眼镜。

　　坚毅的脸庞，黑色的独眼罩，眉角上扬，嘴角挂着一丝镇定的微笑，不久前在炮火中丧生的《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也许更符合人们对战地女记者的想象。而张翠容却是温婉柔弱的，身材娇小，一口柔软婉转的粤语，一笑便露出酒窝，与战地铁玫瑰的形象，格格不入。

　　“人们总是会去想象，一个从事某一职业，或者身处某一职位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样的预设，往往让人看不到真相。对于我而言，我把我的每一个采访对象都仅仅看做一个独立的人，每一次交谈就是一个重新认识一个人的过程。”张翠容把人们关于她形象的疑惑，迅速转变成关于真相的探索之道。

　　一切不曾发生，直至它被描述

　　新京报：中东牵动着国际局势，对记者而言，它的复杂，可以吞噬你的时间、精力与智慧，而它持续的冲突动荡，甚至可以吞噬你的生命。是什么吸引你一次次踏入中东？

　　张翠容：我去中东，是因为我想知道那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权力、信仰、暴力、独裁，这些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在中东以非常尖锐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我有很多疑惑。真相与事实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无论多么艰险，你一步一步靠近，就会收获一种敬畏与不可思议的快乐。

　　其实我很少考虑价值意义之类的事情，一旦做了选择，就尊重自己的选择，尽力做到做好。有点像热爱爬山的人，不要问爬山有什么意义，其实很简单，前面有一座山，他就去爬了。我去中东也是这样，我去了，我见证着报道着。

　　新京报：从2002年开始，你穿行在伊斯兰世界，不断思考记录。但是中东的问题，不仅仅是当下各自社会力量的冲突博弈，也牵涉着各自历史问题，宗教问题。当你采访、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焦虑，觉得自己所知道的，尚不够让自己做出较为正确的判断？

　　张翠容：有，可以说，这种焦虑是常常有的，我会买很多书，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研究。但这远远不够，写中东的书太多了。你看国际上那么多学者研究中东问题，对同一事件，往往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与诠释，是非争议一直围绕着中东。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工作，我是记者，我要做的是观察和记录，是不断让自己保持敏感、敏锐，保持在场状态。

　　我不认为我可以为别人提供一整套关于中东的系统解释，尽管我很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努力，但我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看，这里发生了这件事，看，这里的人们是这样活的。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引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一切不曾发生，直至它被描述。”

　　渴求恒久，坚持在场

　　新京报：你怎么为自己的书《中东现场》定位？

　　张翠容：我在写作的时候，始终有一个想法，希望我的书包含着一些恒久的东西，不会随着时过境迁而轻易消亡，能够有一些真正抵得住时间流逝的东西。

　　我们知道，9·11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涌现出一大批相关书籍，其中的很多书，像快餐那样被消费之后就扔了。我不希望自己的书是这样的命运。

　　什么是恒久的呢？从社会的角度讲，人类对创造一个没有暴行的世界的渴望，亘古深远，从人自身来讲，人性中也有恒久不变的东西。

　　我深入中东地区，不仅在物理上让自己身在现场，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也让自己置身其中，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也去接触这背后，人们内心最真切的东西。我写下在我个人理性所能保障范围内的最大真实，同时，邀请我的读者跟随我前往。

　　新京报：坚持自己的在场，同时保持文字的现场感。为做到后面一点，发现你写了很多细节，不乏非常主观感性的。

　　张翠容：很多感性的东西，都是被彼时的环境或一事一物所催发出来的，那是真实的触动，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写出来与大家共享。

　　对于记者而言，如实记录，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也会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的感性，有意识地检视自己的主观判断。但是，我也容许自己的写作中出现那些一瞬间的触动，因为它属于真实的范畴。

　　立场，通常需要调整，有时需要取消，因为预设的观念，往往会阻止你接近真相。而真实，是我决不会违背的。

　　当下这一秒有生命全部的意义

　　新京报：你在中东的十年间，那里有持续不断的暴力血腥事件，这样的环境，是否影响你对生命对生活的看法？

　　张翠容：影响很大。有好几次，我采访一些当地人，没过几天，他们就在枪火中死去。我会觉得非常无力，死亡来得太容易，让你有一种不可承受之轻。

　　我非常切实地明白，其实思考生命、生活的意义，真的是生活在和平社会里的人的特权。对于中东那些经常发生暴动的地区的人们而言，他们就像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必须承受自己的命运。

　　但也正是他们，给我很多感动，不确定的未来，不确定的幸福与和平，并没有让他们过度沮丧，与此相反，他们非常重视当下的生活，就在当下的这一秒，就有生命全部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念，也在很多时候支撑着我，做好当下的自己，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艰难。

　　新京报：面对身在动荡社会中的人们，你会被“我能做点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吗？

　　张翠容：开始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我记得在阿富汗，曾经和一个法国女记者一起工作，她看到非常血腥的场面，很受不了，不仅感觉无能为力，不能做什么，而且认为这一切伤害到了她，她回去后就辞职做了其他工作。

　　而我仍在坚持。我能做什么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对于渺小的个人而言，你不能期待太多，但也绝不能过度沮丧。其实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

　　我曾碰到一个由很多无国界小丑组成的国际小丑协会，他们去给中东地区的孩子们表演节目，然后离开。我问他们中的其中一个说，你们的表扬结束了，孩子们的生活依然按原样继续，你们为何还要表演呢？

　　他说，一时一刻的快乐幸福，虽然短暂，但会像一颗种子，留在孩子们的心里。当他们被仇恨困扰的时候，他们会记得这个世界上原来是有爱、快乐与幸福的。

　　所以我让自己从这个问题中解放出来，我希望和平如阳光般洒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对于中东，我能做的就是记录那里的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还有就是，善待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如此，便问心无愧。

　　【人物简介】

　　张翠容 独立记者，自1998年起，开始背着行囊只身游走，报道过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民主进程、科索沃危机、东帝汶公投独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事，和拉丁美洲局势等。曾采访阿拉法特、前东帝汶总统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多位政治领袖人物。著有《行过烽火大地》、《大地旅人》、《拉丁美洲真相之路》。

　　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