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毒胶囊”：制度无恙 执法有病

　　4月19日，国家药监局公布首批胶囊药品抽检结果，修正药业等9家此前遭曝光企业均有产品铬超标，被视为不合格产品。本次新检出4种产品铬超标，加上上次被曝光13种超标产品，目前已被检测出铬含量超标的药品种类已达到17种，超标批次已达到了36个批次。

　　在这起事件中，政府监管该担负什么责任，制药企业该担负什么责任，受害民众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 访谈嘉宾

　　顾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与管理咨询专家

　　面对“问题胶囊”该怎么办

　　新京报：针对胶囊事件，舆论呼吁彻查相关官员的责任，你认为他们该担负什么责任？

　　顾昕：出现如此恶性事件，监管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是监管的责任。明胶企业确实存在重大违法嫌疑，但大家如果都把矛盾对准明胶厂，就会偏离问题的核心。现在要尽快检测所有涉事药企的产品，第一时间公布检测结果，既给民众交代，也是给药企的责任定性，从目前的处理看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一些现象应引起警惕，各地药监部门去医院、药店检查，一听说问题药品下架，就完事大吉。实际上，监管部门要做的事很多，要检查药店购进多少涉事药品，共销售多少，还剩多少，剩下的药品必须全部带走，这些都是证据，而不是单纯下架了事。

　　其次是执法的责任。必须查处涉事药企，迅速检查药品生产是否违规，应否停止生产。同时，告诉公众到底发生了什么，药企违了什么规，准备怎么处罚。

　　三是问责的责任。早在2004年，央视就曝光过阜城县古城镇工业明胶大量流入各种食品行业的丑闻，时隔8年，不仅没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可见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基本失灵。

　　新京报：制药企业该担什么责任？

　　顾昕：这件事的本质，是药品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问题，药品企业采用不合法的材料，涉嫌欺骗和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因此，药企才是这次胶囊事件的第一责任人。现在对药企的调查，公众期待看到更多的实质性进展，而判定药企的责任，并非难事。

　　对消费者来说，药企涉嫌欺诈。虽然有明胶厂一把大火把相关材料给烧毁了，但药企的材料还在，就以药企购进胶囊的价格来说，工业胶囊和药用胶囊的价格悬殊较大，购进胶囊的源头企业到底是哪些，是否购进工业胶囊，很容易判定。一旦判定，药企需要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

　　药企要承担赔偿责任。对有明确证据的受害者，药企必须给予治疗并赔偿。同时，对铬超标的问题药品，必须尽快予以召回，并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予以处理。现在虽有一些药企也在道歉，但诚意和力度远远不够。

　　新京报：出了胶囊事件，公众该如何维权？

　　顾昕：维权有两块，一块是机构维权，招标办、医院、药店都是问题胶囊的受害者，可以凭双方的交易明细起诉药企。

　　另一块是消费者维权，可以委托法律团体代理维权，但难度较大。因为很多消费者手里未必保留购药单据，即使曾经服用过问题药品导致身体受损，也很难证明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消费者可以与医院和药店一起维权。

　　美国如何处理类似事件

　　新京报：类似的事情，在美国会发生吗？

　　顾昕：美国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只不过没有这次胶囊事件这样严重。不久前，美国阿肯色州法官判决强生公司支付11亿美元罚款，理由是在案件审理中，陪审团认为该公司在销售安定药物Risperdal时存在欺骗行为，美国司法部多年来也一直调查有关强生推销Risperdal做未经批准用途的投诉。

　　新京报：针对类似事件，美国怎么处理的？

　　顾昕：美国有强大的新闻界，这样的问题一般会被及时发现，并引来舆论的高度关注。

　　美国的律师队伍庞大，一旦发现企业存在问题，律师马上会嗅出“商机”，一拥而上，甚至不惜夸大其词，对企业来说，他们将面临巨大的诉讼风险。

　　所以，民众遇到这样的事情后，很多律师会直接找到你，不用你出钱，只须签字授权即可。赢了，会得到赔偿；输了，也不用承担相关的打官司成本。

　　同时，政府的监管，经由权威部门评判后，会对涉事企业给予严厉惩罚，甚至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新京报：出了这种事，药企又会如何应对？

　　顾昕：美国企业对危机管理的认识和我们有很大不同。我们理解的企业的危机管理，经常是如何救火和灭火，压制消费者的质疑与诉讼，减少媒体的报道；美国的危机管理很简单，就是“诚实”二字。出现问题，立即直面现实，该赔偿就赔偿，该召回就召回。当然，它不“诚实”也不行，否则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药品安全问题如何杜绝

　　新京报：这几年，监管的力度在增大，问题却是看起来在增多，为什么？

　　顾昕：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民众普遍习惯把什么事都看作是政府的责任，就是政府应该严防死守，全方位盯着。其实，再严密的监管，也会出现漏洞，真正有效的治理，是所有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一味强调监管，其实是“政府万能”的思维。实际上，政府无法承受全部监管之重。也就是说，要明确界定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不能一味地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政府的监管。

　　解决社会问题，必须立足长远。因此，不管是之前的瘦肉精事件，还是现在的胶囊事件，都要抓住这些社会事件带来的契机，“倒逼”公共管理转型。

　　新京报：既然如此，其他国家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吗？

　　顾昕：各国情况不同，法律规定也有差异。

　　对中国而言，不是立法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在现有的标准中，铬是《中国药典》（2010年版）规定的食用、药用明胶必须要测的重金属之一，除了铬，还有铅、砷、锰、镉等重金属。据央视调查，在修正药业生产的羚羊感冒胶囊中，所用药用胶囊铬的含量为4.44mg／kg，这超出了国家的相关规定。中国2010年版《中国药典》明胶空心胶囊标准显示，重金属铬的限度在百万分之二，即2mg／kg。

　　具体而言，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如此行动：受害的消费者可以起诉制药企业，依法索取巨额赔偿，因为人命大于天；还可以起诉药品的广告商及其代言者，要求他们为欺诈消费者负责；广告代言明星们可以起诉广告商，要求它们为误导自己负责，赔偿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对政府来说，则应启动危机处理预案，为受害者提供免费救治和筛查；与此同时，也要起诉有关企业，给予巨额处罚。

　　也就是说，各方形成合力，让涉事企业付出惨重代价。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