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 生命第一，电影第二

　　4月下午的日头开始刺眼，35岁的宁浩斜坐在落地窗前的高背椅上，眉头紧锁，半边脸沐浴在阳光中，半边脸埋在暗影里，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焦虑疲惫、尚未成熟的“教父”。

　　6年前，一部《疯狂的石头》在中国电影市场划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纪元，无数的投资人、青年导演追随宁浩的脚步，试图杀出一条“以小搏大”的黑马之路。6年后，模仿者们纷纷败下阵来，而宁浩也告别了“新锐导演”的阶段，开始了另一种探索。

　　昨天，宁浩的第6部长片《黄金大劫案》正式上映。在这部讲述“小混混成长史”的电影里，宁浩收敛了自己最擅长的黑色幽默，转而试图表达成长、牺牲、信仰。对他而言，这次“转身”不仅事关电影，更关乎对自我认识、人生境界的思考。这个过程不乏纠结和拧巴，但终究要迈出这一步，这是宁浩的选择，也是他的宿命，“因为我就是这种人”。

　　《黄金大劫案》 喜悲掺杂，前后有点拧巴

　　新京报：拍完《黄金大劫案》，你觉得达到了预期目标吗？

　　宁浩：拍完后连我都觉得有些地方不那么好。问题在剧本上，也许早一点铺垫会更好一些，故事后半段发生的事情，应该往中部挪一挪。

　　新京报：可能对普通观众来说，看这部片子该笑的时候笑了，该哭的时候也哭了，差不多就行了。

　　宁浩：这方面不管别人怎么认为，我得去找自己的问题。《黄金大劫案》的作品感不强——观众看《疯狂的赛车》时笑得不比《疯狂的石头》少，但为什么看完后都觉得“赛车”不如“石头”好？一部电影不是说有一个愉悦的过程就完了，之后的作品感会长期留在观众的心里。“赛车”一拍完我就觉得是垃圾，但我觉得《黄金大劫案》比“赛车”好，没烂到那个程度。

　　新京报：你曾说“以市场为出发点”牵绊过你，这次呢？

　　宁浩：多少会有一点。比如我太想保留喜剧的东西，但这会令作品有点前后拧巴。一个统一的作品，力量会更强，像《泰坦尼克号》，大家都哭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笑呢？要不我就纯粹弄个喜剧，没有悲剧的部分也行。所以说还是拧巴了。我最终觉得，不该预设目标来进入创作，创作应该是像种树一样自己慢慢长出来。其实出品方给我的自由度很大，没人管我，是我自己想太多了、目的性太强，过犹不及。

　　新京报：《黄金大劫案》试图讲关于成长的故事，为什么你在35岁的年龄，突然开始讲这样的主题？

　　宁浩：关于成长，我一直认为有三件事：欲望、情感、信仰，这也是人的三个阶段。以往我只是在谈欲望，可一个人不只有欲望，也不是一切都为了情感而去，最后你还得找到信仰。在逻辑上我把这三个都看明白了，但还需要行动。

　　借电影成长 探索和变化比吃老本强

　　新京报：你迫切渴望成长，但观众需要的可能是“宁浩你再拿出个好玩的故事吧！”

　　宁浩：这是市场的需要和想法。在有人问我“是否一部不如一部”时，我也给了自己一个答案——宁浩你要的就是变化，这个目的达到了，就够了。也许这一步走得不好，但总比赖在那吃老本强。艺术的本质是往前走的，让你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创造文明。去探索，这很重要。

　　新京报：大家都看好你，可你为何自称“三流导演”？

　　宁浩：准确地说，我是“二流市场”里的“三流导演”。第一类导演是具有智慧的，就像库布里克，这些人总能理解到长远的东西和规律；第二类导演是聪明人，昆汀、斯皮尔伯格就是，不仅聪明勤奋，还得谦卑；第三类靠逻辑解决问题，我就是这种人，拿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能一下看到本质，而聪明人不会绕圈子——我媳妇就是个聪明人，经常看到剧本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应该往那儿去，而我总需要去例证一遍才发现还是她说得对。靠逻辑永远达不到“智慧”，而智慧需要极其博大的人格。

　　新京报：那同业的别人被你摆到什么位置？

　　宁浩：别人都是一流或二流。张艺谋是一流导演，他和陈凯歌都曾有过伟大的作品，《活着》是有高度的，《霸王别姬》也有。有人会很简单地说，这是作家的能力，这我承认，但如果这个导演看不出作家的能力来，一样会拍成垃圾，导演也得是个明白人。

　　新京报：你一直怀念《香火》时期的创作心态，假如让你放弃现在的一切回到过去，你做得到吗？

　　宁浩：如果只是关于利益的选择，没问题。我从来没看重过钱，穿衣服、吃饭、买东西都用最便宜的。

　　新京报：可你不是一个人，还有家人和孩子。

　　宁浩：那也不是太大的事儿。我一直觉得，太多的物质会给你的生活造成混乱和麻烦。越少越简单，可以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想该想的事情。

　　新京报：对你来说比较难放弃的是什么？

　　宁浩：比如健康就是我不能放弃的。卡梅隆能放弃，但我不能，我觉得我不像他那样执着到电影高于生命。我觉得是电影在帮助我的生命，而不是我的生命在帮助电影，电影可以排第二，但不能排第一。宇宙和生命都有真相，电影就是帮助我认清这些问题的。

　　C04-C05版　采写/新京报记者 牛萌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下转C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