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告网民诽谤，是法治进步吗？

　　■ 议事堂

　　据报道，因无法忍受访民胡连友、魏爱国多次发帖，控诉自己及其下属涉黑、暴力执法等，湖南东安县公安局局长郑航等分别向当地法院起诉胡、魏二人诽谤，并要求其道歉。经东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连友诽谤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相较一些官员利用公权打击投诉者，这种“依法维权”的做法，是否算法治的进步，引发争议。

　　官员“依法维权”进步有限

　　本案所涉及的是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或更准确地说是公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问题。因此，最为重要的大概就是需要明确二者之间的基本规则。

　　首先，“诽谤”基本上不是“公共官员”为了“公共事务”可以使用的“武器”。一个人当他选择了公共官员之位，即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放弃了“隐私权”，负担了接受公众对其监督的义务。公民或媒体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除非出于“明显的恶意”，哪怕是失实或不属实，都与“诽谤”无缘。在这方面，官员只有接受、澄清之义务，却无诉诸“诽谤”之权利。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官员起诉，利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这是法治的进步。我以为，相比于动用公权力的打压，甚至“跨省拘捕”，这种做法是一种进步，但却很难说是法治的进步。政府官员具有双重身份：公与私，因而就有双重行为。本案官员声称，“以公民身份起诉是为了撇清滥用公权力之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起诉所为的仍是“公共之事”。如果以公民个人身份为个人之事，起诉“诽谤”可能成立，但以公民身份却为公共之事，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公权力的滥用”？ □张树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官员可起诉，法院要谨慎

　　公安局长如果确实遭到恶意诽谤，可以诉诸法律途径，但是法院在定罪过程中一定要谨慎。

　　公安局长是政府官员，法院不能像对待一般诽谤受害人那样，发现被告的指控没有确凿证据就判决有罪，否则就无法保证公民通过宪法第35条赋予的言论自由来监督政府官员。

　　宪法第41条更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而网络言论显然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

　　但是如果发表不准确的言论就会受到法律惩罚，甚至像本案当事人这样坐牢，那么就会对一般大众构成一种“冷缩效应”，导致当事人即便有确凿证据也不敢揭露，唯恐承担法律责任。

　　报道显示，胡连友在帖文中称，他们是“希望通过网络来公布真相”，而公安局长指“相关网帖有五点诽谤事实”，具体情形如何，需要当地进一步公开信息。只有当法院发现当事人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主观意图，才能予以惩罚。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官告民”案异地审理更可取

　　据报道，胡连友曾向法院提出，要求异地审理，但是，从当前的审理情况来看，此案还是交由了当地法院进行一审。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整体回避，也没有将公安局长是案件的原被告作为当事人申请回避的理由，但是，在实践中，法院对一些特殊案件进行异地审理不乏先例，比如为排除行政机关对审判干扰，一些地方规定行政诉讼案件异地审理。

　　从本案来看，一是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公安局政委，都是掌握了核心的公权力，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案件在当地法院审理，他们对于审理案件的法官可能有着潜在的影响。而且，作为公检法三家的司法机关，日常工作中经常要沟通联系，也要相互依靠，这中间的人情因素很难排除。

　　二是胡连友十余年来与当地有关部门，展开了上访与截访拉锯战，想必在当地政府也是挂了号的“头疼人物”，当地法院对于此案的审理，会不会要顾及当地政府的意见？

　　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固然是法治的进步，但对类似“官告民”的案件，要保证审判公平、公正，异地审理更为可取。 □杨涛（检察官）

　　在法治社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但是面对官民之间的法律纠纷，官员不妨宽容大度一点，相关工作不妨做得深入细致一点，对民众的合理要求不妨尽可能地满足，以增强公信力。 ——郭文婧（自由职业者）

　　构成诽谤有几个要件，其中一个是行为人必须有捏造某种事实的行为，即诽谤他人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不知道胡连友所发帖子内容是不是纯属虚构，一点事实依据没有？这得由上级纪委、检察机关调查后才能下结论。希望当地法院公布详细信息，如此才能服众。 ——王学进（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