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引进故事(1)

　　“文化中国”丛书12册全书目：

　　《中国文化源与流》《中国古代制度略论》《中国式家庭与社会》《中国人的理想国》《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黄山书社2012年4月）以上五种已出。

　　以下为即出：《中国艺术之特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民生的开拓》《中国文学巅峰之境》《中国人的思想历程》《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

　　近日，在台湾地区风行30年，畅销不衰的“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由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工作室联手黄山书社，改名为“文化中国”丛书首次推出简体版。该书96位作者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他们当年所发表的论点，有许多今天仍然不乏新意，给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这套丛书共12册，讨论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共10个主题。丛书作者，大多有国外留学经历，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并且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点出中国文化的特质。这套书出版过程是怎样的？这套书出版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与中国近代已有的思想潮流有着怎样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为你讲述这套丛书的出版故事。

　　在反传统的冲击下

　　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的年代。在法国，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席卷整个国家，并以1968年的5月革命达到了高峰；在中国大陆，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知识界受到巨大冲击，传统文化更是遭到彻底的毁坏。身在上海的学术大师熊十力受到严重的冲击。他常常穿着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衫，腰间胡乱地扎上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1968年5月，84岁的熊十力怀恨离世。

　　1978年12月，正在东海大学求学，26岁的林载爵成为了联经出版公司的兼职编辑。他兼职工作的时间是每周一两天。始料未及的是，正是此时的兼职，结下了他几十年来和这家公司的不解之缘。

　　在东海大学，林载爵的主修科目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从谭嗣同到严复，林载爵一直在探寻西方思想对于中国晚清甚至之后时代的影响。到联经兼职，在他看来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家出版公司创办于1974年5月4日，系取《联合报》和《经济日报》首字而命名，很快就以出版学术书籍著称，这使得林载爵和他的一些同事对于联经在精神和原则上高度认同。

　　在林载爵看来，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就是批判传统文化。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维新派，在这一点上，立场都一致。在台湾，6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些文化论战，反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是李敖。除此以外，还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殷海光。在这种主流论调之下，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有学者在60年代出版了专著，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但是那个书造成的责任太大，把印度的哲学东西放在中国文化里面谈的分量太大了，以至于把中国文化拉到了宗教信仰的层次里面，对当时的人来讲无法接受。”

　　在海峡这边，奉王阳明为导师，毕身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蒋介石在1966年10月10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提出要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次年7月28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以伦理道德建设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头戏。

　　根据北京联合大学宋淑玉《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论》中的研究显示，这场运动在古籍整理与注释，古代科学阐述与发扬方面卓有成就，并受到了蒋介石的称赞，28种的“古籍今译今注”丛书，以及《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等书纷纷出版。

　　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林载爵，从小接受的教育是100%的华文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个礼拜都有书法课，学生必须要自己带着毛笔，砚台，书法老师对学生写得不错的地方还要用红色的笔画圆圈。上中学以后，必须在国文课本里面读《四书》。考大学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内容是必考的科目之一。

　　在近百年来反传统的主流观念影响下，从小被强迫式的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林载爵一度对此充满着反感并有批判，“我们说这是不对的，是有政治目的。”当他年纪逐渐增长，对传统文化逐渐学习和了解之后，他开始消解这种教育背后的政治意图，对传统文化做“正本清源”的了解。

　　林毓生余英时新解传统文化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1976年4月的清明节，人们以讲演和诗歌朗诵等形式悼念周恩来。1978年，诗人艾青、小说家周立波等人被公开平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那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些台湾留美的学者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教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成就。而台湾自己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也在增加。他们有西方学术的方法和背景，教给台湾人文学科的学生看中国历史的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1975年，游学美国多年，曾从游于哈耶克、史华慈等学术大师，已经在西方学界树立学术地位的林毓生教授回到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

　　他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林载爵记得，这一年的五月，林毓生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沈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并且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发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见的观点，让青年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出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解释。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