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引进故事(2)

　　（上接C03版）

　　对于余英时著作产生影响的原因，林载爵如是说，“他独辟蹊径，掌握程朱与陆王异同中‘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别，以及明代儒学在反智识主义（尊德性）走到尽头之后，不得不转向智识主义（道问学）的事实，即义理的是非必须取决于经典的检验，清学正是这种趋势的必然归结。所以思想本身有其内在的生命，这种‘内在理路说’，让人耳目一新，从而明了思想的地位与价值。余英时在文章中透过史料的引证与细微的推论，呈现了思想的迷人之处，此点尤其撼动人心。”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这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刺激。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职志，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大陆也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伤痕文学”由此诞生。文学开始承担起了思想解放的功能。也正是在1978年12月，联经出版公司聘任林载爵为编辑。

　　《中国文化新论》丛书，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丛书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全面梳理、评析中国文化的器物、制度、精神层面。全书文字优美、论述精到，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30年来该丛书重印20余次，是港台地区最受欢迎的中国文化史大众读物之一，对几代台湾文化人与学子都产生深刻影响。

　　全书分根源篇、经济篇、社会篇、艺术篇、思想篇等8大部分，分别介绍中国文化产生的地理、人文环境，介绍华夏文明如何从村落到国家，如何随着疆域的开拓、民族的融合而汇合成永恒的巨流；介绍了中国文化形成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物质基础，介绍其如何从村落到城市、从部落到国家，如何随着农业种植、手工业制造与商业交换而塑造出吾土与吾民。

　　96个年轻学者团队参与，他们受西方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鲜见解，当时年龄普遍30岁上下。目前大部分已是台湾各自学术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如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邢义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杜正胜、台湾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蔡英俊等等。

　　96位青年学者编撰“传世”经典

　　在大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于1981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后一版再版，并兴起了“美学热”。而李泽厚后来也转向了传统文化研究。1990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大陆方兴未艾，至今不衰。自此，反思传统，发掘传统，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因子，终于变成了两岸学者的共同意识。

　　1981年，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找了林载爵等联经出版公司几个人谈话，王惕吾说，报纸只有一天的生命，自己希望做一套可以流传几十年，供一般读者阅读的中国文化史的书，当对中国文化做全面性的介绍。为此，联经出版公司专门从美国请来了刘岱教授做主编，由林载爵做秘书长，协助工作。

　　林载爵经朋友帮忙，最终组成96个年轻的学者团队，这些学者的年龄大都在30岁左右，其中大部分现在已是台湾一流的重量级学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成为领军人物，如“中研院”的邢义田，以及杜正胜等等。之前出版论文集，先把题目全部定下来，然后按照每个人的专长分配，你写这个，他写那个。这次，大家决定打破这种形式。因为有12本书，所以分成了12个组，每个星期六、日下午固定在总主编刘岱教授的家里聚会讨论。在1981年到1983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林载爵完全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第一个阶段，大家先讨论每个人提出的基本架构，他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提出来以后，每个人再反复讨论，每一篇文章，同样一组的人，对每一个人提出来的架构和概念都要继续讨论，然后再做修整。于是，要写的那个人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就知道应该怎么写，而不是原来脑子里想写的——因为有大家的意见在里面。整个架构讨论清楚之后撰写者再去写，初稿出来以后大家轮流阅读，然后提出批评和意见，然后做第二次的修订，这个稿子到第二次修订之后大家再讨论，最后第三次正式定稿。当时，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希望文化融入在生活里的一部分，林载爵举例说，“譬如谈到公领域和私领域的问题的时候，作者们看到中国传统儒家的学者或者道家的学者，提出什么样的解释，在处理公领域的原则是什么，如何保留大家私领域的生活，这中间还是有它的一个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对我们产生什么指导，而是经过很长的岁月，整个生活的变动的发展影响之后，无形之中公私领域的分级变成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融入了你的生活里头。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些私领域是别人不能干涉的，有些公领域是你必须要参与的，公共性是你必须要去奉献的，这种东西儒家的道理告诉你这么做。因此，这套书是呈现一个过去的传统文化怎么跟现代的生活可以融合在一起。”

　　回忆当时的工作过程，林载爵慨叹说，“这样耗费大量时间的工程，在今天的台湾绝对是做不到的。今天的学者，已经被整个学院的体制压制、控制得无法逃脱于天地之间，学校里面教书的学者，都有研究的压力，教学的压力，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工作。”有时候，在讨论完毕之后会聚餐，这是最愉快的时光。台湾学术界的少壮菁英聚集一堂，把酒畅谈。由于有些作者要出国留学等原因，林载爵不得不自己补上去了两篇文章。

　　从1981年到1983年，一套12本的“中国文化新论”丛书陆续出齐，按王惕吾的意见，整套书定价较低。这套书1983年出齐之后，获得了当年的金鼎奖，并产生了巨大影响，波及香港等地，并意外成为人文科系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所的必读书籍，影响了台湾几代学者。香港著名媒体人梁文道说他在中学时已在阅读这套书，将他引入中国悠悠五千年的历史岁月。整整30年，一拨拨读者在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受惠于这套书。迄今为止，“中国文化新论”已经在台湾卖出了八万套，并且还在销售之中。在林载爵看来，这套书的总体框架和观点现在还站得住，只要补充一些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或史料进去即可。

　　三十年两岸流传出版佳话

　　30年之后的今天，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公司与黄山书社合作，将其改名为“文化中国”丛书，首次出版简体字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认为，这套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从1990年开始，联经开始和大陆建立联系。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是北京三联书店。当时总经理沈昌文一看非常喜欢，但是，这套书四百万字，以当时北京三联的条件来说，重新改版是做不到的。于是，沈昌文就在1993年把这套书用繁体字出版，这套书就变成了内部的参考资料。

　　而林载爵与联经的关系，也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变得更加紧密。因为这套书编得非常成功，王惕吾很高兴，他提供奖学金，让林载爵带着家人去了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两年，再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一年。

　　1987年回台湾后，林载爵一边在东海大学历史系教书，一边开始担任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2000年之后，联经越来越需要林载爵全心投入，为报王惕吾先生栽培之恩，同时也因为黄仁宇托付他出版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使他觉得从事出版比教书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他毅然决定放弃再过六年即可获得的东海大学退休金，于2001年辞去教职，成为全职出版人。

　　2004年5月4日他从刘国瑞先生手中接下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的位置，并继续担任总编辑的工作至今。

　　30年时间，王惕吾和林载爵不仅为华语世界的读者留下了一套好书，还为中国出版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