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重视对问题彩民干预

　　■ 对话

　　【对话人物】

　　冯百鸣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

　　【对话动机】

　　作为彩票研究专家，冯百鸣不认同北师大调查的“我国彩民约两亿人，问题彩民约为700万”的数据。他认为，这些数据样本全部来自网络，彩民中究竟有多少人上网？网民中究竟有多少是彩民？

　　他称，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但对于彩民、问题彩民的研究和干预远落后于西方。建议政府和彩票发行机构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大学或NGO的研究机构对问题彩民进行专业研究和干预，就像研究网瘾一样。

　　彩票发展指数已达高线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有多少问题彩民？

　　冯百鸣：2006年和2007年，中国福彩和中科院心理所曾经通过投注站做过关于福利彩票的彩民调查，也涉及了“问题彩民”，当时没有把这4%确切称为问题彩民，只是说这部分彩民对彩票有较为严重的依赖倾向。

　　统计数据显示，问题彩民大概占统计总数的4%左右。学界估计，我国彩民总数在1亿到1.5亿之间，如果据此推算，问题彩民大概在400万到600万之间。

　　新京报：问题彩民应该怎么界定？

　　冯百鸣：问题彩民的研究首先应该定一个问题彩民的标准，这个标准目前学界已在做。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方面去制定这个标准，比如购彩金额，花费的相对时间，个人的心理依赖程度，对个人身心造成的危害，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造成犯罪等。

　　新京报：问题彩民意味着什么？

　　冯百鸣：彩票发展指数是国际通用指标，一个区域内彩票发行总金额与本区域内GDP的比值，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间，中国已达到高线，超过了0.5%，西部地区一些省区，彩票发展指数几乎达到1%，这是很荒唐的。

　　彩票的一个基本理论是，发行彩票可以办一些公益事业，帮助更穷的人。现在存在一个悖论，购买彩票的人多是中低收入者，几乎都是穷人买彩票。如果穷人成为购买彩票的主力，甚至成为问题彩民，发行彩票的正义性和伦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不能只喊中奖不提风险

　　新京报：国外也有问题彩民吗？

　　冯百鸣：国内外发行的彩票性质基本一样，设计时都是公益性占最重要位置。但国外彩民比重比我们要高，国外大多数人都买彩票，无论穷人富人，是典型的“多人少买”。人家当成游戏玩，我们老是那一拨彩民在买，还买太多，甚至影响生活。

　　国内外发行的彩票，大致都是将发行额的50%对彩民进行返利，35%用做公益项目，15%是发行费用。国外会从15%的发行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对问题彩民进行干预。

　　国内除了大学，政府和彩票中心没有针对问题彩民的研究机构和干预机构。学界一直呼吁，对问题彩民的研究，不能光由大学研究所做，彩票发行机构和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一年发行2000多亿，1%就是20个亿，拨出来百分之零点几就够了。

　　新京报：对问题彩民应如何疏导救助？

　　冯百鸣：首先是彩票发行监管机构的责任，跟彩票品种和博弈性强弱有很大关系。国际通行的彩票事业倡导“多人少买”，无论国内外，人们买彩票梦想发财，一夜暴富这很正常，但彩票发行机构不能以增强赌博性来助长这种“梦想”。设计彩票的游戏时，不要发行太快，要考虑彩票的博弈性的强弱，彩票的公益性必须要放在首位，只要发行量很容易出现问题。一般来说，返奖率越高，开奖速度越快，彩票的赌博性就越强。

　　还要注意引导宣传，不能只是宣传谁一夜之间中了多少万，而要多给彩民做风险警示。

　　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