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草木理想国

　　《诗经》以降，关于鸟兽草木之类的自然书写，一直传承于国学之文脉。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在文字领域，现代元素也过多侵占了自然书写的空间，而本季度，两位作家阿来与阎连科分别推出新作《草木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和《北京，最后的纪念》，从现代生活中转过头去，到花草桑麻间，去找寻我们文化所根植的、久违的田园。

　　□周立民

　　是巧合吗？这个春天，两位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他们的亲近自然的笔记，它们是阿来的《草木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和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许在一些人眼里这纯属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作，然而，我却觉得两位小说家变得更为亲切了——可以亲切地看到他们丰富的内心和情感。

　　在过去，提到自然书写，翻来覆去都是梭罗与爱默生，中国当代作家几乎插不上嘴。其实，在中国长期的农耕社会传统中，人与自然从来不隔，《诗经》、《尔雅》中草木虫鱼，已成后代专门研究的学问，孔夫子也早就曰过，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山水诗到田园诗就更不用说了。连鲁迅小时候也曾感兴趣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这样的书。然而，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只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饥荒年代，只有剥树皮、挖草根来吃；而当“革命情绪”高涨之时，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小资情调。于是很久，我们在文字中中断了与草木的情感。更何况，随着现代化的步伐，我们满脑子是汽车、电脑、电视，直到有一天，发现它们无法完成情感的沟通，特别是青山绿水没有了、尾气呛得脸青之后，那遥远的梦才又到眼前。

　　其实，在我的书架上，这两年这类的书也越来越多，比如沐斋的《温文尔雅》、沈胜衣的《书房花木》、刘克襄的《岭南本草新录》……于是也有了阎连科的荷锄晚归，有了阿来的“寻花问柳”。在阎连科和阿来之前，韩老爹早就赤膊下地了，《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就是记录。他们的行为和文字实际上都在提醒我们：当代生活在过分现代化中的一种不正常，提醒我们亲近自然更要倾听人类自身内心的声音。可以说，他们对当代这种快节奏的、统一化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的不满，才会转过头去寻找自己喜欢的花草和自己耕耘的田园，在他们寄情其中的田园之乐里，不难看到某种强烈的质疑。

　　阿来与阎连科的书，比较一下也大为不同。阿来更像一个物候学家，拒绝将自然伦理化、道德化，而是在现实中关注它们花开花落，告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虚的姿态去了解它。阎连科则是在与草木虫兽对话，是一个充分情感化的文本，告诉我们的是：它们也有欢歌笑语与悲伤，这个世界上不应当有蛮横的主宰者。但在两个人的文字中，我还读出了些许忧伤，看到了当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心烦意乱的时候，草木世界尚是我们可以逃避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一夜之间也可能毁于现代化的推土机。这些年，吉林还有一位作家，常年深入长白山区，记下原始森林中的一切，它是胡冬林的“长白山笔记”（《蘑菇课》，载《作家》2011年第5期；《难忘青鼬》，载《作家》2012年第1期），我在作品中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情思，又看到了远远大于文学本身的文字与自然、与人之外的一个牵系。这样的文字几乎不需要再去修饰和装点什么，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和这里的一切都在为它输送着氧气，还有什么比它们更丰满、丰沛，更有特别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