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值多少钱？

　　5月13日是母亲节。古老的犹太谚语里有这样一句：上帝不能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母亲。在孩子眼里，母亲确实和上帝一样，全知全能，负责解答和解决所有生活中的问题。

　　这种看法太过常见，而且很容易就把女性的付出认为是她们的本分，天性和本能。殊不知，这种道德层面的拔高也同时遮蔽了很多真实的东西：我们愿意赞美母亲，却并不真正了解母亲的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

　　安·克里滕登是一个美国妈妈，做母亲前，她受过良好教育，是《纽约时报》《财富》等媒体的记者和普利策奖提名人，是典型的职场“白骨精”。或许因为这些经历，她对自身的利益和价值有着特别期许，在为人母后，她敏锐捕捉到：在这个看似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的地位一方面被无限拔高，另一方面却是她们创造的价值仍在被忽视。

　　她们担任着厨师、管家、司机、老师、心理咨询师多重角色，为社会提供最初的人力资源，却毫无薪酬，甚至不能写在个人简历上，作为骄傲的人生资历。如果是全职妈妈，她们还会常常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也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为此，安·克里滕登有些不平，决定以己之力呈现出人们司空见惯的对母亲价值的忽视。她对各国父母做了数百次采访，并对社会学、经济学、公共政策等进行了5年多的研究，最终使得《妈妈值多少钱》一书得以出版，借此书，她试图揭示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的惊人差距。

　　局于时空和体制的差别，书中所述虽不能完全和中国当下吻合，但它的确道出了我们在同样忽视的事实。

　　伤不起的妈妈们

　　对于很多人来说，惯常的一个认识是，现在的女性们相比前几代轻松了很多，快餐和家用电器的普及让很多女性从日常的家务中部分解放出来，这些固然不可否认，但安·克里滕登的书告诉我们，现在的女性比以往在更尽职地承担着母亲的角色。

　　经济学家阿琳·莱博维茨和一些学者首先发现，如果其他条件相当，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关心孩子。在世界各地，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她们不再仅仅是“生”孩子，而是“生育”孩子，经济学家甚至将此称为人力生产的“从量到质”的转变。

　　这点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也是吻合的。当下中国初为人母的80后一代，相比她们已经外出工作的母亲一代，花费的时间即使不是更多，至少也旗鼓相当。这些年轻一代的妈妈和书中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家莎伦·海斯采访到的职业女性一样，使用的育儿方法更细致、费时。她们不仅同孩子多说话，多给孩子念歌谣讲故事，而且喜欢让孩子自主选择。她们不是命令孩子严守规矩，而是更喜欢协商，更重视培养孩子独立的批判式思维，这比单纯的立规矩要更费时间。

　　而对于不能全职的女性来说，完成这些额外的“工作”需要牺牲的就是自己的闲暇时间，而且更严重的是牺牲自己的睡眠，还有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

　　于小澄是一个2岁女孩的中国母亲，她告诉记者，在孩子1岁半的时候，她有非常强烈的想找回自我的冲动。“那段时间特别希望有一个空间，没有老公、孩子、工作，就自己呆着。”一度，她也曾想借着冲动停掉工作，或者读书或者在家呆着，但迫于房贷的压力，老公薪水又不是特别高，她还是选择了坚持。唯一期待的是“等孩子能跑，能跳，自己玩的时候，自己可以稍微解放出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爸爸哪里去了

　　在妈妈们焦头烂额忙活的时候，爸爸哪里去了。也许更多中国的男性会回答，赚奶粉钱去了。甚至，他们会觉得，相比自己的父亲，他们已经好了很多。

　　而在书中，作者同样这样描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干家务和照顾孩子方面，现在的男人比其他父辈做得多，在那些妻子收入可观的家庭尤其如此。

　　但有新的研究表明，尽管从总体上说，父亲的投入在相对增加，但在家务、照顾婴儿，与孩子学习这些事情上，父亲做得依旧很少。即使在少数妈妈收入更高的家庭，母亲每周在家务和子女身上所花的时间也比父亲多13个小时。

　　甚至在妻子的收入超过家庭收入一半时，丈夫在做家务和照看孩子方面所做的贡献一般也不超过30%。这个数字出自男人自己有关参与家务劳动的自述中，专家还认为高估了。已婚男人即使失业，他们在做家务和照看子女方面所做的也几乎不超过家庭总工作量的30%。相反，如果已婚女性失业在家，她所做的家务一般要占75%。

　　而且无论母亲是否全职，为了孩子，她们通常有求必应，华盛顿的一则调查发现，在上下班路上，女性中途在学校和幼儿园停留的次数是父亲的两倍，男人下班后去酒吧或者饭馆的次数则是女性的两倍。而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3%的人认为看孩子是女性的首要责任，其次是做饭、买食品、洗衣服、打扫卫生和洗碗。在所有家务琐事中，男人的首要任务只有一个：决定钱怎么花。

　　根据人口学家谢里盖·拉塞尔的观点，无论是双亲还是单亲，母亲是否工作，大多数孩子都反映说，他们真正缺的是父亲的陪伴。妈妈“几乎从来不”错过他们的大事或者重要活动，而父亲，则“经常”或“有时”缺席。

　　谁在出钱养孩子

　　妈妈在顾家方面投入的精力使得她们要交出自己的闲暇，甚至还可能因为占用精力而影响到职业生涯的升迁，失去一些赚钱的时间和能力，而这可能加深妈妈在经济上的依附性。

　　通常概念里，爸爸是负责赚奶粉钱的，但奶粉钱究竟多少真正流向孩子的抚养，还是未知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是不可再分的单位，这种充满童话感的一元化家庭模式默认支付给一家之主的家庭工作会自动流向所有家庭成员，所有人公平分享。但钱进了家门会如何分配，如何影响家庭关系，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安·克里滕登认为这种分享容易掩盖真实生活中经常存在的东西，即婚姻中微妙的权力平衡总是向挣钱多的一方倾斜。

　　社会学家认为家庭决策受制于所谓的威慑点——指配偶间彼此威慑的程度。通常的情况下，在生养孩子之后，特别是辞去工作的女性更不会轻易放弃婚姻，这使得男性威慑点提高，在婚姻中随心所欲的权力和空间增大，而女性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当然，金钱不是决定婚姻权力平衡的唯一因素，但如果是生活依靠丈夫的女性在其他任何事物上同丈夫论理都处于弱势。

　　如果父母感情破裂，选择离婚，关于子女抚养费上，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依据的是收入均摊，要求父母双方照各自收入的比例分摊孩子的费用，这个标准是按比例出钱，而非出力。出时间照料孩子的妈妈的劳动在这种时候是不被计算的。

　　书的最后，安·克里滕登从政府、社区，到丈夫提出了各种确保女性把孩子养大又能不吃亏的建议。

　　她建议有孩子的家庭，经济联合要升级，从而避免母亲照看了孩子和家庭，却没从父亲那里拿到养活自己的那一份。

　　同时，她建议把其中无偿的家务劳动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推进家务劳动价值化的提议，在国内也曾被政协委员张晓梅关注，并多次被作为提案递交，并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她本人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本书充满了作者对于母亲问题的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以新颖的角度提出“在经过艰苦奋斗赢得工作场所的尊重之后，女性还有待争取对她们家庭劳动的尊重”。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