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与言说

　　□书评人 刘怡

　　早在19世纪30年代，弗朗索瓦·基佐就以他伟大的《法国文明史》宣告了一切现代史家所须担负的三重任务：从事“历史的解剖学”，即搜集和调查史实、研究其中的关联与脉络；发掘“历史的生理学”，即自史实中总结左右事态进程的法则，探索一定时期社会形态的组织和生命；重现“历史的面相学”，即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上，重新再现过往历史活生生的面貌，展现其共性之外的个性与特质。在那之后，一切“正史”研究无不依据这套三段论逻辑展开，并且依据对“解剖学”和“生理学”阶段的不同偏重，演化为“分割派”与“聚合派”两种类型。分割派学者着力于精细还原、分析或澄清某一特定史事的相关侧面，考察事无巨细，因之产生诸多争论，密集地分布于我们所熟悉的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中。聚合派学者则把更多注意力投在宏大主题和长时段的史实演进中，旨在以逻辑的方式重现或者说建构过往历史的演化过程，于混乱无序的偶然事由中发掘规律和必然性——制作历史的“向导图”。

　　我们当然承认，分割派注重“点研究”的成果不可能直接叠加为宏观的和总体的史论，但这绝不意味着基础研究可以被忽视，甚至成为“正统史观”的附属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泽亚先生的新著《清日战争，1894-1895》与近年来涌现的一系列全新研究著作一起，重新提出了“历史的解剖学”和“分割派”领域之于整个史学研究的意义。

　　宗先生出身工科，自有其细致缜密的文风与思维痕迹，是以《清日战争》一书一反过往著作寓史料于叙事的体例，仅以全书1/4的篇幅专述其“事”，而把整理和比较的重心放在此际中日两国整体军事系统的对照和“高升号事件”、“旅顺虐杀事件”等重要事实的考察上。在叙事和展现史料的过程中，也较少传统著作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煽情言辞，更趋平实直观，将评判与感知的权限留给了读者。尤其是书中收录的日方史料和图片文献甚多，令人耳目一新，突破了“一家之言”的主观窠臼。在此种“解剖学”的基础上，读者自可更全面地理解其“生理学”，进而还原历史的面相。

　　当然，这种对“解剖学”价值的重新发掘和史料对观的功夫，绝非独此一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收录的《中日战争》12册（中华书局1989-1996年版）即已注意到日方资料与中方记录互证的价值，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一批关于近代中国海军史的新著作也更多地引入外文文献和跨学科工具，展现出了不同于封闭的“正统”著作的叙事和分析方式。但恰如饿汉饕餮，大量日方和其他外文资料在被引入的过程中，其可靠性与相对价值的高下也被部分忽视了——事实上，除去未刊和已刊档案史料在可靠性方面具有较大优越性外（宗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无论官史、公开文件还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包括近年来风靡一时的“口述史料”，在相对价值和可靠程度上都有着相当明显的高下。其中某些文献与言论的品质，并不比大史家冯·兰克所说的“仆役的厕上闲话”更高明。对这类史料价值的甄别与区分，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研究者依旧是相当重大的课题——“解剖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然，《清日战争》亦有其白璧微瑕。部分是因为细节的疏忽，在全书前1/4的叙事部分，出现了数处不大不小的笔误。如言黄海一役之初定远被击伤“舵机室”，于速射炮苛求“穿甲能力”，在比较双方舰船及技术兵器的实力时，亦有单论纸面吨位、口径而忽视设计初衷和技术要领的成分。但另一大问题，即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重新还原“历史的面相学”的任务，则不仅是本书有待完成的，甚至也是一切涉及甲午战争及近代中国海军史的著作所不能逾越的。

　　严肃的“正统史家”会漠视这个问题。耶鲁大学古典学巨擘唐纳德·卡根教授承认：“历史学教授行业已将它（史学）带入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在那些把写历史作为一个行业的人和读历史的人之间，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过去从未出现的鸿沟。对多数人来说，（由这些专家写的）历史不那么有趣。这个行业搞了一种特定的转向，偏离了讲故事的叙事行为。”

　　历史学绝不是一门机械和通透的“科学”，正如作为“向导图”的史论不可能概括过往史事中的每一细节与沟壑。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以“生理学”取代“解剖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解剖学”和“生理学”可以也应当进化为“面相学”，以生动的文字和“诱导”展开关于过往春秋的一切，令读者认识到人这种生物之“可能”与“不可能”， “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进而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我们依旧可以用卡根的一番论断来做结：

　　“讲一番有趣的故事，同时将它与回答种种问题结合起来，而回答的方式是一个具有才智的人有兴趣聆听的：这就是最好的历史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