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十年 激情与乐趣并在

　　北京世纪文景是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在北京成立的分支机构，已策划、出品图书逾千种。文景图书畅销潜质与学术内涵并重，重要出版品包括《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恶童日记》、“法国诗歌译丛”、“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罗念生全集》、《城邦暴力团》、《坐拥书城》等。

　　营造一种文化景致

　　2012年，世纪文景十岁。

　　十年前那个弥漫沙尘味的春天里，“世纪文景”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为一家出版公司的名称；王府井金鱼胡同附近，中央美院的老院子里，我们找到了文景在北京的第一间办公室；作为文景公司的第一个员工，我开始一个个地寻找同类……

　　这家几乎与新世纪同龄的出版机构，见证的是怎样的一个出版时代呢？狄更斯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诚哉，美好与糟糕纠结，或许印证的是中国出版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现在想起来，那或许真是我们这些怀抱理想的小知识分子最美好的岁月。

　　我们都知道，今天，小知识分子灭绝了，各色知识分子濒危了。然在当年，有一个现在看来似是老土的词指代的群体：读书界。而能在所谓的读书界出点声音，引起点关注，是怀抱虚荣的我们的最大追求。其实，没有想过宏大，只是想能不能有点不一样。在北京的小破饭馆里面、啃着羊蝎子整出来的“文景”这个名称，可不是因为“文景之治”、秦皇汉武，只是希望营造一种新的文化景致，希望尝试出版的别样的可能性。“读一本好书”既是我们想给予读者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小小理想。

　　所以，没有商业计划书，没有战略投资者，我们以200万元的启动资金上路了。为了“读一本好书”，我们在北京找寻着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书，有着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做法。

　　文景与走向市场经济的出版业

　　这是一家奇怪的出版公司：总经理乏善可陈，主要经历是八个月校对、六年学术编辑，没有读过损益表；编辑团队的主力都是从菜鸟起步，50%以上是应届毕业生和实习生；图书产品中60%以上是学术著作。而在起步生存阶段，文景也做过很多今天“难以启齿”的产品，它的第一本书是发明方便面的日本企业家的传记，它做过台湾草根演讲人的各色励志书。后来，我们给自己的借口是：商务印书馆本来是印书的作坊，后来的发迹，靠的是教材教辅，而不是今天的“汉译世界名著”和《新华字典》。

　　当时的文景团队，在理想和无知的驱使下，就好像是一个爆炸的怪物一样，一股脑儿地学习、吸收所有跟出版相关的知识。直到如今，文景这个奇怪的团队和公司，也很难说是一家规范的正常的企业；有人说，在文景工作，就好像是跟公司谈恋爱，爱恨交加！激情燃烧的结果，是值得聊以自慰的。一年后，就有了30万的畅销书；两年后，就有100万的书出来。文景能够活下来，能够为一些人提供一点有意思的阅读产品，我觉得是时代让我们成为了幸运儿。

　　当时，《罗念生全集》的出版由于没有补贴，被若干家著名出版社拒之门外，刘小枫老师跟我提起后，我们如获至宝。真不敢相信，十年前的那个夏天，罗念生之子、著名戏剧学家罗锦鳞教授会把这么重大的一个出版项目，毅然决然地交给一家成立还不到半年的小公司去操作。

　　古典学图书的出版对编辑团队的要求特别高。文景刚成立不久，就不知天高地厚，找到国内古典学研究与翻译的著名学者张强、王焕生等老师，希望出版一套超越Loeb丛书的双语对照丛书——“日知古典丛书”。这些学者竟然一口答应，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十年，至今没有中断。

　　自文景以几千美金的首付出版《达·芬奇密码》并发行超200万册始，中国的畅销小说出版与阅读，进入了全球同步的“大片时代”。文景是第一家以商业畅销书的运作手段出版、推广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出版的一个黄金时代的话，它主要得益于对十数年的文化禁锢的补偿性反弹。而本世纪初以来文景所经历的，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出版业的整体提升与发展。尽管这个行业困难重重，但我们所经历的，仿佛是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历史性大戏。

　　十年下来，在激情和乐趣的支撑下，文景在出版业内自觉不自觉地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找寻：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创造性的出版行为怎么生存，怎么良性发展，怎么长久地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和壮大。

　　出版人的理想是出版的职业满足感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是：出版的美好时代还在延续吗？

　　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的滚滚洪流，已经让地球人无法阻挡，那么，传统的纸书出版人还有竞争力、还有明天吗？

　　从流水线上以复制模式制造出来的畅销书占领了书店最好的货架、严重吸引了读者眼球后，出版的多样性、丰富性还会延续吗？

　　在主流话语被“双百亿”、巨无舰以及战略投资等资本逻辑统治的当下，我们这些出版的理想主义者，还能生存吗？

　　不得不说，在以出版为志业的同道们中，正弥漫着某种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焦虑和危机不是物质生存意义上的，而是职业价值意义上的被剥夺感。

　　说到出版人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尊严，我经常会想起在文景从事出版工作的一些插曲。文景的作者、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专攻博弈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坚定布道者。去年秋天我们聊天时，当他得知文景是梁漱溟作品集的出版者时，顿时大为兴奋，说自己正在研读梁漱溟的著作，时至今日，我们无论怎么评估梁先生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尤其是，张教授认为，梁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楷模。我在自豪之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诧异的，一位是大半个世纪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一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怎么会有交集呢？

　　另一个插曲是，2004年，我们出版了10卷本《罗念生全集》后，罗锦鳞教授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组织了一场纪念演出，是以河北梆子来演绎古希腊戏剧《忒拜城》，当中国的燕赵之声惟妙惟肖地搬演古希腊千古悲剧时，东西方文化在中外观众的一次次掌声中碰撞、交融。

　　一个个这样的插曲，要比图书是否畅销、投资是否有回报，更能让我们有职业的满足感，更能让我们树立起出版人的尊严。出版这件事，做的正是跨越学科、跨越时代、传承思想的工作，出版这个行当，正是一个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沟通平台。这种超乎商业考量的担当，正是出版人的理想所在，也是出版的乐趣所在，足以让我们以此为自豪，并不断地提供、探索更多更好的出版产品。

　　最后，我想说，今天的中国，对于出版、对于阅读而言，还真没有那么糟糕。只要像万圣书园这样的学术专业书店还在，只要还有人能在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开出像2666图书馆这样的书店，中国的出版就还有希望，中国的阅读就是在往理性、成熟的方向前进。

　　□施宏俊（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