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3:书评周刊·名家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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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十年 激情与乐趣并在

2012年05月1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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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宏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 世纪文景出版公司总经理)

  北京世纪文景是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在北京成立的分支机构,已策划、出品图书逾千种。文景图书畅销潜质与学术内涵并重,重要出版品包括《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恶童日记》、“法国诗歌译丛”、“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罗念生全集》、《城邦暴力团》、《坐拥书城》等。

  营造一种文化景致

  2012年,世纪文景十岁。

  十年前那个弥漫沙尘味的春天里,“世纪文景”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为一家出版公司的名称;王府井金鱼胡同附近,中央美院的老院子里,我们找到了文景在北京的第一间办公室;作为文景公司的第一个员工,我开始一个个地寻找同类……

  这家几乎与新世纪同龄的出版机构,见证的是怎样的一个出版时代呢?狄更斯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诚哉,美好与糟糕纠结,或许印证的是中国出版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现在想起来,那或许真是我们这些怀抱理想的小知识分子最美好的岁月。

  我们都知道,今天,小知识分子灭绝了,各色知识分子濒危了。然在当年,有一个现在看来似是老土的词指代的群体:读书界。而能在所谓的读书界出点声音,引起点关注,是怀抱虚荣的我们的最大追求。其实,没有想过宏大,只是想能不能有点不一样。在北京的小破饭馆里面、啃着羊蝎子整出来的“文景”这个名称,可不是因为“文景之治”、秦皇汉武,只是希望营造一种新的文化景致,希望尝试出版的别样的可能性。“读一本好书”既是我们想给予读者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小小理想。

  所以,没有商业计划书,没有战略投资者,我们以200万元的启动资金上路了。为了“读一本好书”,我们在北京找寻着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书,有着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做法。

  文景与走向市场经济的出版业

  这是一家奇怪的出版公司:总经理乏善可陈,主要经历是八个月校对、六年学术编辑,没有读过损益表;编辑团队的主力都是从菜鸟起步,50%以上是应届毕业生和实习生;图书产品中60%以上是学术著作。而在起步生存阶段,文景也做过很多今天“难以启齿”的产品,它的第一本书是发明方便面的日本企业家的传记,它做过台湾草根演讲人的各色励志书。后来,我们给自己的借口是:商务印书馆本来是印书的作坊,后来的发迹,靠的是教材教辅,而不是今天的“汉译世界名著”和《新华字典》。

  当时的文景团队,在理想和无知的驱使下,就好像是一个爆炸的怪物一样,一股脑儿地学习、吸收所有跟出版相关的知识。直到如今,文景这个奇怪的团队和公司,也很难说是一家规范的正常的企业;有人说,在文景工作,就好像是跟公司谈恋爱,爱恨交加!激情燃烧的结果,是值得聊以自慰的。一年后,就有了30万的畅销书;两年后,就有100万的书出来。文景能够活下来,能够为一些人提供一点有意思的阅读产品,我觉得是时代让我们成为了幸运儿。

  当时,《罗念生全集》的出版由于没有补贴,被若干家著名出版社拒之门外,刘小枫老师跟我提起后,我们如获至宝。真不敢相信,十年前的那个夏天,罗念生之子、著名戏剧学家罗锦鳞教授会把这么重大的一个出版项目,毅然决然地交给一家成立还不到半年的小公司去操作。

  古典学图书的出版对编辑团队的要求特别高。文景刚成立不久,就不知天高地厚,找到国内古典学研究与翻译的著名学者张强、王焕生等老师,希望出版一套超越Loeb丛书的双语对照丛书——“日知古典丛书”。这些学者竟然一口答应,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十年,至今没有中断。

  自文景以几千美金的首付出版《达·芬奇密码》并发行超200万册始,中国的畅销小说出版与阅读,进入了全球同步的“大片时代”。文景是第一家以商业畅销书的运作手段出版、推广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出版的一个黄金时代的话,它主要得益于对十数年的文化禁锢的补偿性反弹。而本世纪初以来文景所经历的,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出版业的整体提升与发展。尽管这个行业困难重重,但我们所经历的,仿佛是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历史性大戏。

  十年下来,在激情和乐趣的支撑下,文景在出版业内自觉不自觉地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找寻: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创造性的出版行为怎么生存,怎么良性发展,怎么长久地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和壮大。

  出版人的理想是出版的职业满足感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是:出版的美好时代还在延续吗?

  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的滚滚洪流,已经让地球人无法阻挡,那么,传统的纸书出版人还有竞争力、还有明天吗?

  从流水线上以复制模式制造出来的畅销书占领了书店最好的货架、严重吸引了读者眼球后,出版的多样性、丰富性还会延续吗?

  在主流话语被“双百亿”、巨无舰以及战略投资等资本逻辑统治的当下,我们这些出版的理想主义者,还能生存吗?

  不得不说,在以出版为志业的同道们中,正弥漫着某种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焦虑和危机不是物质生存意义上的,而是职业价值意义上的被剥夺感。

  说到出版人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尊严,我经常会想起在文景从事出版工作的一些插曲。文景的作者、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专攻博弈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坚定布道者。去年秋天我们聊天时,当他得知文景是梁漱溟作品集的出版者时,顿时大为兴奋,说自己正在研读梁漱溟的著作,时至今日,我们无论怎么评估梁先生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尤其是,张教授认为,梁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楷模。我在自豪之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诧异的,一位是大半个世纪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一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怎么会有交集呢?

  另一个插曲是,2004年,我们出版了10卷本《罗念生全集》后,罗锦鳞教授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组织了一场纪念演出,是以河北梆子来演绎古希腊戏剧《忒拜城》,当中国的燕赵之声惟妙惟肖地搬演古希腊千古悲剧时,东西方文化在中外观众的一次次掌声中碰撞、交融。

  一个个这样的插曲,要比图书是否畅销、投资是否有回报,更能让我们有职业的满足感,更能让我们树立起出版人的尊严。出版这件事,做的正是跨越学科、跨越时代、传承思想的工作,出版这个行当,正是一个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沟通平台。这种超乎商业考量的担当,正是出版人的理想所在,也是出版的乐趣所在,足以让我们以此为自豪,并不断地提供、探索更多更好的出版产品。

  最后,我想说,今天的中国,对于出版、对于阅读而言,还真没有那么糟糕。只要像万圣书园这样的学术专业书店还在,只要还有人能在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开出像2666图书馆这样的书店,中国的出版就还有希望,中国的阅读就是在往理性、成熟的方向前进。

  □施宏俊(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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