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让市场经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

　　高尚全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前，第九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暨第7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此次论坛主题是“走向公平与可持续——转型中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期间，本报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

　　1 金融破题 温州改革试点是个契机

　　为什么温州会发生金融问题呢？就是因为贷款利息已经高于企业的正常利润率了，而广大中小企业虽然有需求，却不断地遇到贷款难、成本高等门槛。

　　新京报：当前的热点之一就是金融问题，而金融领域的问题之一，是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民间金融乱象丛生，民间借贷纠纷急剧上升，比如“吴英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而刚刚在温州设立的国家金融改革试点，也引起社会较高的期待，我看您近期一直在呼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高尚全：金融改革非常重要，尽管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其重要性，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金融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是市场经济了，金融是市场的血液，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

　　虽然近年来金融改革也有不少进展，但是现在金融改革仍不到位，遭遇了金融垄断，产生了很多问题。温总理对金融改革非常重视，他讲到金融垄断，可是一些人并不承认存在垄断，认为银行业是国家的，银行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就不是垄断，实际上这是对垄断缺乏正确的理解。

　　新京报：该怎么正确理解金融垄断？

　　高尚全：我们现在的金融资产总量，大概是115万亿元，但主要是国有的，民间的份额比较少；并且，金融资产的结构不合理，这115万亿元主要是银行的资产，保险和证券市场的资产比较少。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去年银行业的利润是10402亿元，这是净利，毛利是26000亿元，仅就净利而言，比前年也增长了36.3%，尽管银行业不承认这是暴利，但是这36.3%的产生，有两个必须注意的背景，一个是实体经济非常困难，一个是老百姓长期承受了负利率。

　　为什么温州会发生金融问题呢？那些老板为什么要跑路呢？就是因为高利贷受不了，利息已经高于企业的正常利润率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往往以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为重点，广大中小企业虽然有需求，却不断地遇到贷款难、成本高等门槛。

　　新京报：这种背景下，如何看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

　　高尚全：正因为此，现在国务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温州搞金融改革试验区，目的我想主要有两个点，一个是如何解决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长期以来存在的地下金融市场的问题，就是说是否合法化的问题，不能都是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要尝试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

　　尽管温州目前出台的几条举措，大家还不太满足，但是有这么一个好的开端，我想还是值得期待的。

　　2 改革阻力 阻力来自垄断部门利益

　　一方面垄断行业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享受着高利润与高收入，另一方面又限制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影响了市场平等竞争的格局，从而制约了经济活力。

　　新京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利率市场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您怎么看？

　　高尚全：现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影响，他们认为现在条件不成熟。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存款利率是控制的，而贷款利率是放开的，所以存贷差很大，达3个点以上，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就是通过存贷差获取高额利润的。

　　此外，银行的贷款条件很苛刻，小微企业很难贷到款，即使能贷到款，也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说，你现在贷款一千万元，但是银行要求这一千万元必须还存储在这家银行，一出一进，银行的业绩是翻番了，相关人员的奖金随之增加了，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收入差距会这么大。

　　新京报：这种背景下，推进“利率市场化”应该更为迫切。

　　高尚全：利率市场化必须突破重重困难，一定要推行的。现在既有中央高层的重视，又有温州改革的试点，我想利率市场化不推行肯定是不行的。金融市场放开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才会发挥出来。

　　新京报：以金融改革为例，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儿？

　　高尚全：主要的阻力还是来自垄断部门的利益和特权的影响。比如说在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一方面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享受着高利润与高收入，另一方面又抬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门槛，影响了市场平等竞争的格局，从而制约了经济活力。

　　为什么银行普遍愿意把钱贷给国有大型企业，而不愿贷给中小企业呢？主要是因为贷给国有企业更保险，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的，即使出现问题，风险也小一些。如果贷给中小企业，银行信贷员的压力就会很大。并且，银行也需要评估企业，成本较高，就不太愿意放贷。当然，由于中小企业刚刚起步，或处于上升期，诚信度可能不足，抗风险能力也有限，但这都是企业发展必经的过程。因此，政府和银行需要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反过来，如果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对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新京报：目前的民间金融市场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会不会“一放就乱”？

　　高尚全：当然，一方面要放开，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监管，规范引导。

　　民间金融产生发展于基层经济社会基础之中，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一些活力，但也有一些违法犯罪现象借民间金融之名，损害了人民的正当权益，阻碍了民间金融的良性发展。因此，改革决策管理人员要积极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同时要针对民间金融活动存在信息不对称、行为不规范、规则不健全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引导。

　　3 改革困境 打破不公平的利益格局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要打破深层次的思想禁锢，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同时，切断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链条。

　　新京报：就当下而言，影响改革深入的因素很多，多数认为是利益问题，但您提出还有“思想因素”作祟？

　　高尚全：30年前我们提出“解放思想”，时至今日，已经像口号一样司空见惯，很多人可能会说，在“思想”已经如此“解放”的今天，“思想因素”还会制约改革的推进吗？

　　我认为“思想因素”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有人还在认为“公”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私”的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用旧眼光看待改革，看待发展。

　　新京报：“思想因素”主要体现在哪儿？

　　高尚全：比如说国务院推出的“新36条”，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就遭遇到很大的阻力，迟迟难以落实。一些垄断行业出面干预，认为非公有制一旦“进入”，就是公有制的“退出”，就是社会主义的“退出”。

　　比如刚才说的某些银行给企业放贷，假如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么贷给国有企业的责任就会小一些，贷给非国有企业的责任就会大一些，这本身就是思想的因素在作祟。

　　所以我说，推进改革出现困难，一个是思想因素，一个是利益因素。更值得警惕的是，就是思想因素与利益因素的交错合流。

　　仅就经济改革而言，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要打破深层次的思想禁锢，消除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干扰。同时，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切断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链条。

　　新京报：也就是说，二者的交错，让改革面临着困境？

　　高尚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产生新的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经济领域的单兵突进，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衡，从而形成了如今的既得利益格局。

　　今天的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打破这种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利益格局，所以被触动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阻碍改革前行。所以，才会出现“摸石头上了瘾，不想过河”的现象。

　　4 改革共识 公平可持续是最大共识

　　缩小贫富差距、控制两极分化，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利益诉求也可以达成社会的共识，这也是近年来“民生”成为社会热点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面临改革的困境，您认为目前有哪些共识？

　　高尚全：我认为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培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集中的共同期待，也是最大的改革共识。

　　并且，缩小贫富差距、控制两极分化，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利益诉求也可以达成社会的共识，这也是近年来“民生”成为社会热点的原因之一。

　　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以要建设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配套的法治型的、服务型的上层建筑结构，这也应当是改革的共识，为建设法治型、服务型的清廉政府，社会对官员财产公示、人权保障的诉求，也有显著的共识。

　　新京报：能否安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也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您怎么看？

　　高尚全：在我看来，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等因素引发的。

　　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最为关键的一项改革是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是通过改革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扭转劳动在收入初次分配过程当中占比过低的局面；二是通过改革使收入再分配向民生倾斜，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 顶层设计 为改革立法、高层次协调

　　中国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决定着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新京报：中央已经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记得您较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高尚全：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9位专家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在会上讲了6条意见和建议，其中第六条是“尽快建立改革协调机制”，我提出：“当前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谁来进行总体设计？谁来协调？实践证明，靠各个部门是不行的。”

　　我提出三条具体建议：一是建立国务院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由总理来兼任组长，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一把手作为小组成员；二是恢复国家体改委；三是扩大发改委的改革职能。已经过去七年了，如果这个问题仍不能解决，改革新突破就有落空的危险。

　　新京报：今天的改革现实背景下，到底该怎么设计？谁来设计？

　　高尚全：让市场经济走向公平可持续，建立比较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我认为迫切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上尽快取得新的突破：

　　第一，深化资源能源价格和垄断部门改革；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第三，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第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第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这些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全面协调总体推进，但更需要取得重点突破。不能只选择相对容易的改革，把难度大的改革继续往后拖。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攻坚。

　　一、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30多年来，我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结果。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主要根源是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因此，明确经济领域的市场主导而不是行政主导，是深化改革的关键。

　　二、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十二五”既是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改革，既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制定理性务实的改革路线图。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如果缺乏对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突破很难有效实现。

　　三、还是要尽快建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制，为改革立法。

　　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需要专门的设计机构。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需求看，必须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改革协调机构，这样有利于从全局上协调多个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也要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更需要建立改革进展评估机制，开门搞改革，让各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让多数人在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参与改革，支持改革。

　　新京报：现在，普遍认为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社会期待都很高，您有什么期待？

　　高尚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点值得纪念。一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而中国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决定着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改革开放取得突破，什么时候制度红利就能够充分释放，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改革建言】

　　改革动力来自生存压力

　　●彭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经过了三十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财政收入从原来几千亿上升到十万亿以上；过去长期接受外援和外资，现在每年对外投资500多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改革呢？因此，一定要形成共识。

　　第一，是国家之间体制竞争的需要。如果今后的五年、十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没有成功转型，没有跨过中等收入的陷阱，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很难保持目前的竞争优势。

　　第二，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无论是城乡新的二元经济问题，还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以及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都深刻地反映了目前改革中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化。

　　第三，最根本的问题，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多年来，我们促进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已逐步衰竭，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改革不能够保持目前的势头，中国的发展也不能保持目前的势头。

　　因此，真正的动力实际上来自生存的压力，只有真正在压力方面形成共识，我们的改革才能够进一步取得新的创新。

　　公平可持续需“三转变”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以公平可持续为导向引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市场化改革，比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有时代意义，也更具有挑战性，需要付出更为艰辛、更为长期的努力。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与政府改革：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关键在于能不能扭转增长主义政府倾向，能不能实质性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公益性为导向改变国有资本配置的格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某些竞争性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能不能实质性打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关键在于能不能改变政府的自身利益倾向，取消各种形形色色的特权，并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破解公平分配的难题。

　　一、改变政府主导，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

　　二、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重在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利益关系，需要国有资本及其收益能够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

　　三、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关系。多年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使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体制性、机制性失衡，并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国民财富分配长期向政府与企业倾斜，城乡、区域和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某些领域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既得利益不断膨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