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家属称绝不是针对某一个医生;院方称即使对医生训斥也是管理严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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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4版)
今年将近40岁的王默,是第一次真正做父亲。已经8岁的大儿子是他和妻子王筝领养的,结婚10多年,夫妻俩一直四处奔波,治疗不孕不育症。
妻子最终怀孕,让王默欣喜不已。在他看来,“终于得偿所愿了”。儿子出生后,王筝也定下请客时间,准备向亲戚朋友公布喜讯。
然而,儿子在庆祝前过早地夭折。
5月3日上午,来上班的张娟在走廊里撞见了王默,对方在默默地落泪。这让张娟觉得“很突然”。
不是指责某位医生
王家人的愤怒并不是针对张娟个人,他们并没有认为是某一位医生的责任,而是要求儿科给一个说法
“为什么在电话里不嘱咐我们立刻去医院?”第二天,5月4日,王家人堵在王荣林办公室质问。婴儿去世后,张娟和家属之间信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指责。
此时,张娟意识到,她被扯进了一个漩涡。
据患者家属说,在5月4日对峙时,张娟坚称,家属打来电话询问,她自己只是电话指导一下,并不关她的事。在当晚的电话中,她已嘱咐家属给患儿服药半小时后再打电话给她,并密切观察患儿病情。
而王家人则声称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当时,张娟的情绪有些激动,大声冲着一旁低头落泪的王默说:“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其中一位家属看到此情景,认为张娟态度不好,于是猛地拍了桌子,朝张娟冲过去,作势要打,并大声喊:“他都这样伤心了,你还吼他?”
站在一旁的王荣林,赶紧将张娟拽到身后,并要她离开,张娟气呼呼地扭头走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该怎么治都治了,该用的药也都用了。我们科室没有责任。”事后,王荣林跟家属解释。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尽力了,是不是采取了最有效的措施,只有一位值班医生和值班护士进行治疗,我们可以信任吗?”王勉说。
王勉说,王家人的愤怒并不是针对张娟个人,他们并没有认为是某一位医生的责任,而是要求儿科给一个说法。
在儿科的医生、护士看来,张娟被患者家属逼到了墙角,挨了骂,如果不是有人拽着离开,她还可能会挨打,这让她感到委屈和愤怒。而对方提出15万的索赔,也让每月收入仅2000元左右的张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王勉说,此前向医院提出15万的赔偿要求,只是“一时的气话”。
不明晰的责任认定
如果张娟有责任,医院指出,该怎么承担怎么承担;如果没有责任,那就清楚地告诉她
5月10日,经过抢救的张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从昏迷中苏醒。
还躺在ICU病房的张娟并不知道,这场纠纷并没有因她的自杀行为而告终。5月11日上午,王家人再次来到医院,推翻了原本答应的1万元赔偿。
同时,还有一名律师陪同。“我们要走法律途径。”王家人说。会谈中,和医院再次发生争吵,并引来警察。这次“谈判”,双方依旧是“不欢而散”。
王家人称,他们曾有两次来医院协商,也只是与王荣林见面。协调中,他们从未见过代表院方的领导,只有王荣林一再与他们协商,并称希望他们不要将此事闹到医院领导那儿。
对此,院方解释,科室主任有一定的处理权力,也可能是在分管领导的指示下做出的处理。
并称,此次婴儿死亡,他们不存在任何过失。
院方称,他们对于医疗纠纷、突发事故有一套处理程序,首先科室要跟分管副院长汇报情况,由分管副院长指导处理。但医院通常建议患者及其家属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另外,医院还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
在此次纠纷中,张娟的父亲张子富认为院方的态度暧昧不明,“如果张娟有责任,医院指出,该怎么承担怎么承担;如果没有责任,那就清楚地告诉她。”
张子富说,张娟对工作要求很高,总希望尽善尽美,不希望一直这么不清不楚。
在遗书中,张娟也提到医院带给她的压力:“在医院天天面对领导的训斥,病人家属的无理要求,就拿这件事来说,领导把责任归于我没有嘱咐家属来医院诊治。我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委屈。我尽职尽责为病人治病,却得来如此待遇。”
而王荣林则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说,科室确实通报了婴儿死亡的情况,但她的措辞是“困难时期,共同面对,共同承担责任”。
院长赵付生得知儿科遭遇“医闹”后,严厉批评王荣林,王也曾将批评转达给张娟,“但我并没有训斥她。”王荣林称。
对张娟称受到医院领导的训斥,院方解释说,他们目前还不了解情况,需要在张娟出院后进行调查,若真有训斥,也是科室管理严格的体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勉、王默、王小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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