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下的个人叙述

　　□书评人 杨津涛

　　耶鲁大学汉学家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与台湾作家亮轩的《飘零一家》相仿，讲述的是同是一家人因两岸政治隔绝，被迫长期分居，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重逢的故事。

　　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是天津人，母亲陈玉真则出生于台湾高雄，他们留学日本时相识，后来生活在北京。1946年，国内局势不稳，孙裕光与陈玉真带着两个孩子迁居台湾，他们当然不知道，与大陆亲人的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

　　孙康宜一家南渡台湾的第二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先是被激怒的本地民众在岛内打杀外省人，身为基隆公务员的孙裕光在朋友的保护下才安然无恙；后来政府军登陆台湾，外省人报复性地屠杀台湾人，陈玉真又身处险境。在孙康宜的记忆中，当时一听到枪声，母亲就会带着自己和弟弟仓皇地躲起来。

　　孙家真正的劫难还在后面。1949年，台湾发布戒严令，从此进入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在这期间，台湾执政者为维护稳定，制造了大量的政治冤狱。

　　据前“立委”谢聪敏统计，自1950年起至1987年解除戒严为止，台湾共发生29000余件政治相关案件，涉案人数达140000人，其中约3000—4000人遭到处决。就在戒严令发布后的某一天夜里，孙裕光突然被军警带走，判刑十年。

　　后来才清楚，原来孙康宜的大舅陈本江是所谓“鹿窟武装基地”的领导者——事实上那不过是一些理想主义青年的积聚而已，其中还包括有著名作家吕赫若。

　　迟至1979年，作者从美国回访大陆，获知爷爷一家也因他们的“台湾关系”而饱经苦难。失去工作的爷爷留下一个字条后出走，再没有回来，而姑姑与叔叔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前者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后者一度想要自杀。尤其吊诡的是，在台湾以“匪谍”入狱的孙裕光，却被大陆说成是“曾为蒋介石开飞机”的“台湾政府高官”。

　　两家的故事正是向读者说明，在上世纪的某一段时间，两岸政治曾处于非常状态下。

　　孙裕光先是被关在绿岛，后来转往台北，因为老人对这一段经历保持“沉默”，使得女儿孙康宜对相关情况也知之甚少。

　　但是柏杨的回忆录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他对自己的监狱生活有着详尽的记录，当初柏老之所以结束二十一天的绝食，就是抱定一个信念：“我要活下去，好记下我的遭遇！”无论是受难者本人的回忆，还是他们子女的记述，都是知识分子被政治迫害的珍贵史料。

　　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个人历史的书写，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个名词背后细微的真实，所谓“白色恐怖”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让读者有了直观的体味。

　　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与三联书店同系列《巨流河》、《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

　　在台湾早已结束“白色恐怖”，实现民主化的今天，对那段曾经的艰难岁月，孙康宜没有充满怨念的控诉，有的只是无尽的感恩，含辛茹苦的母亲、收留他们的姨妈和姨夫，以及好心的蓝老师，甚至于将孙裕光抓捕入狱的“谷先生”——当时在台湾负责对大陆情报工作的谷正文，因为曾给孙康宜姐弟的转学和留学开具相关证明，因而也得到了作者的谅解，否则的话，她就不会在书中隐讳其名了。

　　孙裕光没有留下自己的回忆录，但他在阅读张光直的自传后，称赞那是一本写人的书，“它一方面写人的懦弱、阴险及其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写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其实这也是对孙康宜这本回忆的最好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