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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平:人生不外一个“缘”字

2012年05月1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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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尽头》(上下卷) 李永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李永平

  1947年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并任《中外文学》杂志执行编辑。后赴美深造,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先后任教台湾中山大学、东吴大学、东华大学。

  著有《婆罗洲之子》、《拉子妇》、《吉陵春秋》、《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朱鸰漫游仙境》、《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等。《吉陵春秋》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大河尽头》上、下卷分别入选2008、2010年《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并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该书今年4月由世纪文景引进大陆出版。

  《大河尽头》洋洋四十万言,讲的是马来西亚热带雨林里的故事。

  少年永在1972年15岁时(也就是李永平15岁时)的暑假,只身从沙捞越到了加里曼丹,那里等待他的是他父亲曾经的情人荷兰女人房龙小姐。房龙小姐强调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让永长大、变成男人,他们的旅行方式就是一起溯源。最初寻找大河尽头的团队有几十人,只有永一个人是婆罗洲本地人,其余都是西方的面孔。很多人告诫他们,到了终点的人再也没有谁回来过,但是他们还是启程了。队伍中博学的辛浦森爵士对永和房龙小姐说,“生命的源头,就是石头、交媾和死亡。”永在心里为这句话打了个问号。

  永和他的洋姑妈之间的关系很奇特,房龙小姐既把他当做儿子,却也把他当做了小情人,而永对房龙小姐的感情也很暧昧,他用他的方式努力探索这个女人的身体。永是见证者,他看到了这些平日里有着良好教养的西方人在原始地带中的各种放纵、浪荡的行为,也看到了殖民者给这里带来的各种文化侵略和灾难——无知的少女天真地以为自己腹中的胎儿会是耶稣,而让她怀孕的正是来到这里的传教士。

  在上卷结束时,房龙小姐路过故地想起自己曾经的悲惨遭遇——被迫沦为妓女,并因此不再有生育的能力。而这也给了永机会,甩开大部队,把这趟旅行的大半段变成只有他和房龙小姐两个人。在故事的最后,房龙小姐履行诺言,把永由男孩变成男人。但是书里没有告诉我们,这短短的一个月相聚后,这对异国姑侄是否再有缘相见。

  生命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大河尽头》里似乎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李永平说,这是故意的。他说要让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和需要,提出自己的答案。他本人的答案据他自己说“很东方”,不外是个“缘”字。

  (感谢台湾麦田出版社林秀梅女士协助完成本次采访)

  ■ 对话李永平

  “婆罗洲的事实不是毛姆、吉卜林写的那样”

  新京报:王德威在序言中提到了毛姆、吉卜林、康拉德、奈保尔几位作家,你的书中也反复出现诸如毛姆等人的名字,你觉得《大河尽头》是否受到了上述几人的影响?

  李永平:《大河尽头》中一再提到毛姆、吉卜林和康拉德,因为我从小读他们的书,对他们笔下的马来群岛,十分熟悉。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常常提醒自己,西方作家是如何看待东方。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一种“反面教材”,让我看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扭曲和种族/文化的优越感。在艺术上,毛姆和吉卜林对我毫无影响,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们是通俗作家。康拉德不一样,他是艺术成就很高的小说家,他的创作观,特别是他对文学视觉效果的重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至于你提到的奈保尔,我对他感觉比较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详谈吧!

  新京报:但你也在下卷永对朱鸰的叙述里说,“事实并不像他们所写那样”(他们指的是上述四位作家),为什么永要这么说,那事实是什么?

  李永平:所以“永”要提醒朱鸰:“事实并不像他们所写的那样。”墙有两面。除了毛姆等人看到的、并且记录在他们书中的那一面之外,还有我,李永平——在婆罗洲出生、长大的支那子弟——透过小说主人公“永”看到的另一面。而这个血淋淋、赤裸裸、弱肉强食的南海雨林,就记录在《大河尽头》那四十万个方块字中。至于谁的看法比较接近事实,就让有智慧的读者来判断吧。

  新京报:你把朱鸰比作你的缪斯,但是这个缪斯却是永远八岁,永远长不大的。你为什么要把《大河尽头》的故事讲给她?可以理解为,你在纸上写下这些故事,脑中想象的叙述对象是这个人吗?

  李永平:写作过程中,每个作家都会在心里设定一个读者或“听者”,听我讲故事的人,朱鸰,虽然是个八岁小女生,虽然永远长不大(她是缪斯,不能长大变老的!)但冰雪聪明,“一颗心生了七八个窍”,且通达人情世故(莫忘了她是在台北街头游荡厮混的),最重要的是,跟我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的读者/听者,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叙述对象。众里寻他千百度。能够找到朱鸰,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大的福气。

  新京报:少年永被房龙小姐带着寻找生命源头,而后永又把这个故事讲给朱鸰,你认为这里面是否有种传承或者轮回?

  李永平:房龙小姐→永→朱鸰。这样的传承关系确实是一个有意识的、具有某种形上意义的安排。它不仅仅代表故事的传递,而且是生命的奇妙轮回。你不觉得,房龙小姐和朱鸰是一对(恕我老喜欢用佛家语)隔世的姐妹吗?否则,朱鸰和永——来自天南地北、偶然相遇于台北街头的两个人——之间,怎么会产生出那种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感觉,从而结伴展开一趟新的人生之旅,开启另一桩“情缘”呢?

  “‘房龙小姐’是暗示荷兰在东方殖民的结束”

  新京报:在《大河尽头》里你会对许多故事情节一再重复叙述,比如说可能会一直强调房龙小姐是房龙老农庄的继承人。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李永平:《大河尽头》中,有些信息或事件,我会一再重复,因为那是全书在主题或情节上的重大关键。比如我再三强调克丝婷(房龙小姐)是房龙农庄最后的、唯一的继承人,目的是在提醒读者,荷兰房龙家族在东方的一支,眼看就要绝灭了,因为克丝婷没有了子宫,不能生养。房龙家从此断了香火。这在象征上,未尝不是在暗示:西方帝国主义(至少荷兰那一支)在东方算是完了。又比如,在全书中,我会让一个画面——白骨墩红毛城木瓜园中月光下那人鬼交合、集体狂欢的一幕——不断反复出现,就像电影中的某些场景一般,因为那是主人翁“少年永”心中最大的梦魇,而就像任何噩梦,它会永远纠缠他,不时浮现在他眼前或心中,挥之不去。

  新京报:房龙小姐反复强调,她要让永在一个月之内变成男人,但是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成长?

  李永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房龙小姐对“少年永”的感情和态度非常暧昧、微妙。有时,她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有时(大多时候)却又将他当做情人。这种复杂的、具有“乱乱”意味的心理,是这本小说着墨很多的地方。身为作者,我的解读是:当房龙小姐以情人看待“少年永”时,她自然希望他早日长大,当她真正的情人。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成长?因为他俩只有一个月的相处时间呀。

  新京报:房龙小姐在旅程之初说,她要把永变成一个成人,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全书的最后一幕?

  李永平:在全书最后的一幕,圣山之巅,房龙小姐实现了在旅程之初,她对“少年永”和他的父亲所做的承诺:把永变成一个男人。如此,他们俩的大河之旅就有了“圆满”的结局,而《大河尽头》这部小说也就有了一个浑圆的、完整的结构——就像那时(阴历七月十五晚上)高挂中天、俯视婆罗洲大地的一轮明月,在现代社会中,克里斯汀娜·房龙不啻是个奇女子。一诺千金。

  “书中描写的殖民主义祸害,仅是现实的百分之一”

  新京报:《大河尽头》里不光有人还有鬼怪和神明,加入这些部分,是什么原因?

  李永平:万物皆有灵——这是我的世界观。《大河尽头》试图呈现一个在我心目中完整的、有神的世界。这对信仰唯物论/无神论的读者来说,也许比较难以接受和认同。《大河尽头》在大陆出版,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欣赏?说实话,我没把握。我最担心的正是世界观的问题——那是文学创作中最重大、最根本的课题啊。

  新京报:旅程之初,同行伙伴之一的萨宾娜就对永说了一番话,她说,伙伴们就好像中邪了,干出平时不会做的事情,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一群体面的人,有良好的教养。你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你觉得人性到底是怎样的?

  李永平:少年时代爱读西方小说,心中感到最大的震撼是:人,平日不管多体面、多高尚,一到了某个节骨眼上,就会突然撕掉自己的假面,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故事讲一群最有教养、最“文明”的英国男孩,流落在荒岛上,摆脱了礼教的约束,刹那间就变成一群小魔鬼,集体干出最血腥、最残忍的勾当。读了这本书,我连做一个月噩梦。长大后,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一些人的举止行为,总会让我想到荒岛上的故事。比如我在婆罗洲和台湾常看到的日本观光客。在自己国内时,一个个循规蹈矩过日子,恭恭谨谨做人,可一踏出国门就原形毕露,丑态百出。当然,这不是日本人的专利。“华人”和其他人种在这方面的表现,不见得比桃太郎高明。人怎么会这样子?我百思不得其解。说是“人性”就太沉重了。我宁肯管它叫“中邪”。

  新京报:书里面其实也有对殖民者的各种质疑声,比如像几位本地少女被外来男人各种哄骗而失身怀孕。您觉得这种战争、掠夺、殖民统治……为一个被殖民的民族带来的是什么?

  李永平:《大河尽头》对西方殖民主义和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的强烈批评,台湾的学者们早就指出来了。但这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所以,书中描写的殖民主义祸害,点到为止,仅仅是现实的百分之一而已,我认为,几百年来西方帝国对殖民地人们所造成的祸害,最大、最难弥补的,莫过于对一个民族灵魂所进行的有系统、有目的、有组织的摧残和消灭,在我看来,这是“造孽”。

  新京报:在大雨过后,婆罗洲心脏地带冲出的各种东西让人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圣山脚下。你觉得全球化到底带来了什么?

  李永平:《动物与垃圾》是我全力经营的一章,目的在于显示,“人”这种动物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究竟制造了多少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垃圾。但是,提醒大家,大自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大河尽头》下卷那场惊天动地的热带雷雨,和随之爆发的山洪,代表的就是大自然愤怒的反扑和报复。莫忘了,这些垃圾是文明的产物,都是外人带进婆罗洲的心脏的。

  “‘家在哪儿’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残酷”

  新京报:在书之初,辛浦森博士说生命的源头,就是石头、交媾和死亡,但是永和房龙小姐还是努力去寻找生命的源头,你觉得在他们的眼中或者你的眼中,生命的尽头还有什么?

  李永平:“生命的尽头还有什么?”这是《大河尽头》上下两卷花了四十万字篇幅,讲述一趟漫长的暑假旅程之后,所留下的一个问题。这是故意的。让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和需要,提出自己的答案。身为作者,我自己的答案倒很简单,也很东方。那就是成年后的“永”在书中某个节骨眼上,对朱鸰说的一句话:“人生不外一个‘缘’字,丫头。”

  新京报:你说你写这本书之前和过程中都没再回婆罗洲,那之后有再回去吗?

  李永平:由于某些复杂的、难以言说的原因,自从我父母亲往生后,我一直没回去婆罗洲老家。目前也没这个打算。

  新京报:你在一次访问中曾经说过“人早晚都是要回家”,你觉得你的家在哪儿?

  李永平:雨雪霏霏,四牡騑騑。回乡路远哪。四匹疲劳的老马拖着一辆破车,载着一个生病的游子,无休无止奔跑在白茫茫雪地上。“人早晚要回家。”家在哪儿?你这个残酷的问题,可考倒我了,也问得马车上那个老旅人哑口无言。

  新京报:在《大河尽头》里,也随处可见台湾的背景,时隔多年你身居台湾去写婆罗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李永平:这四十多年来,台湾收容我,养我,让我这个“南洋浪子”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还慷慨地提供一块园地,让我栽培、发表我的文学作品。对台湾,我永远感恩。

  新京报:除了写作,你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你自己喜欢的作家是哪几个?

  李永平:我在英国殖民地成长,从小接触西方童话,少年时代开始阅读西方小说,后来就读台大外文系,主修的是英美文学。但是,身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欣赏的并不是英美作家(马克·吐温除外,因为他写了一本我最爱的书《顽童流浪记》),而是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旧俄文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的作品,和苏联时代的一些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我听到了一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那是一种震撼大地的哀痛。这种深层的东西,我在英美小说中找不到。

  新京报:如果把马华文学和台湾文学放在当下世界文学坐标比较的话,你会把它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李永平:在我心目中,马华文学和台湾文学都是构成世界华语文学的一环,就如同当代大陆文学,在我看来也是组成这个文学大家庭的一分子。三者无分高低、主客或长幼。大家共同为新世纪的华语文学大传统的建立,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贡献。这不是讲大话,而是我这个渺小的“马华作家”衷心的期盼。

  李永平(2012年5月10日于台湾淡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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