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评论周刊·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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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缉毒警”

2012年05月1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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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木杨
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讲述糯康团伙绑架过程。新京报记者 崔木杨 摄
5月14日,《缉毒警的血色生活》见报版面

  崔木杨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5月14日发表《缉毒警的血色生活》

  代表作:

  《山西十余少年连遭跨国绑架》(2009年1月19日)

  《网络时代的乱象——暗战》(2010年12月15日)

  《失控的夺命校车》(2011年11月21日)

  想致富就不会选择这个职业,“有好些时候,我们这些警员,会坐在几千万的现金(毒资)上打一块钱的扑克。”

  中国的第一支专业禁毒队伍成立于1982年,成立这支队伍的背景是当时在云南省边界日益泛滥的毒情以及非专业队伍在侦办毒品案件中暴露出的不足。

  缉毒警的故事似乎是所有商业警匪片中的永恒话题。与电影中不同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缉毒警也有着同常人一样的苦恼和困惑,为高企的物价发愁,为贪腐现象和备受诟病的富二代炫富愤怒。

  不过,只要见到毒品或与毒品有关的事情,他们就会变得像一只正在捕猎的豹子,抛开一切,箭一样冲上去。30年来这些缉毒警累计破案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2万余名,缴获毒品200余吨,代价是40余名警员牺牲,近400人身负重伤。

  缉毒警的别样人生

  面对记者的提问,警员们低着头,声调偶尔发颤,好像一位初次在向老师汇报成绩的小学生。

  为了走进缉毒警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赴云南采访前,我特意找来描写缉毒警生活的影视剧《玉观音》来看。

  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缉毒警个个视死如归,侃侃而谈。

  《玉观音》里会经常出现这样一幕,穿戴讲究的缉毒警驾着私家车在各种装修优雅的场所出入。

  然而,在云南,我却发现,缉毒警给我的是完全另外一种印象。

  我所接触的多数警员都没有私家车,有些人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电动车电池充电。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补贴,但禁毒警的生活依旧不富裕。

  李杰(化名)是一名拥有十年警龄的警员,他每月的收入是三千出头。谈起收入李笑了,他说想致富就不会选择这个职业,不过要说缉毒警“缺钱”也不对,“有好些时候,我们这些警员,会坐在几千万的现金(毒资)上打一块钱的扑克。”

  并且,他们也没有想象中的侃侃而谈,和缉毒警聊天甚至有些乏味。他们永远不愿意谈及工作上的事情,即便聊起来也会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你。

  我第一次采访缉毒警是在缉毒大队的会议室,三名年轻且强壮的警员代表缉毒警接受了采访,他们在一条长长的方桌旁围坐成一排。

  采访过程有些冷场,警员的倾诉欲不强,基本上处于一问一答的状态。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你最幸福的感觉呢?”“看见毒贩的冲锋枪,你们害怕吗?”

  “嗯,也没什么,都挺好的。”“不怕,因为我们是警察。”

  面对记者的提问,警员们低着头,声调偶尔发颤,好像一位初次在向老师汇报成绩的小学生。

  阿海的缉毒体验

  他们经常要在热带雨林里爬上爬下,而在热带雨林,追捕毒贩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工作,任何一点闪失都可能受伤,甚至没命。

  我第三次见到缉毒警阿海,是在昆明的一家街边茶店,他穿着一双人字拖,大口嚼着槟榔。谈话前,阿海仍在工作。任务是扮演一名毒贩混到一个贩毒团伙做卧底。

  我们的话题从阿海刚刚分手的女友开始。“美女爱英雄?别逗了,那都是电影里用来吸引你们眼球的东西”,阿海对我说,现实生活中困扰男警员的最大问题就是难以获得理解,特别是自己钟爱女人的理解。

  为什么呢?很简单,工作忙,几个月不回家是常有的事情。女人为此发牢骚,男人心怀内疚地道歉,周而复始。等到双方都累了,分手或离婚就成了顺其自然。

  阿海讲,所有警种里离婚率最高的可能就是禁毒警,这一问题让很多禁毒队的领导头疼,为此有人开始在队里养花,据说这样可以避免阳气太重而引发过多的离婚。

  阿海不愿意说起负伤或者牺牲的队友,在他看来绝大多数牺牲警员的故事里既有悲壮也有无奈。

  比如,前不久曾有一名警察在原始雨林执行缉毒任务时腿部受伤,伤情本来不是很严重,可由于从执行任务的地方赶到最近的医院要六个小时,身边的人又没带急救包,这名干警最终还是因为失血过多牺牲在路上。

  此外,他们经常要在热带雨林里爬上爬下,而在热带雨林,追捕毒贩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工作,任何一点闪失都可能受伤,甚至没命。

  缉毒警的“职业动力”

  我在采访中接触到的警员,有一个共识,就是缉毒警面对的形势依旧严峻。

  阿龙喜欢用海浪来比喻云南边境线上的持续不断的毒情。

  他说,云南地处边境,近些年来境外的毒情就好比狂风中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

  云南省公安厅的一位高级警官说,当时边境线上禁毒相对好开展,谁的地盘就找谁,这些地方武装为了获得认可,通常很愿意配合中国禁毒。不过这一情况在2009年发生了根本转变。

  缅甸政府为了加大对边境线一代的实际控制,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期间最著名的是2009年8月8日发生在边境线一带的808事件。在这次行动中,原本控制果敢地区的一支地方武装被摧毁,刺激了其他缅甸境内的武装势力,也改变了中国的禁毒形势。

  据云南当地官员介绍,808事件后尚未被政府军收编的地方武装意识到,要想生存必须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提高军事实力需要资金,在此需求下地方武装只能把目光再次投向毒品,走类似坤沙式的以毒养军的老路子。

  5月8日,云南省公安厅通报,近来武装贩毒呈上升趋势,境外毒品种植呈反弹之势,在缅北地区鸦片种植面积由低点的十几万亩反弹至五十余万亩。

  我在采访中接触到的警员,有一个共识,就是缉毒警面对的形势依旧严峻。而这,或许是他们不断选择出发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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