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医患纠纷“调处”经验(2)

　　（上接A12版）

　　不过投保的方法，在武夷山没有起到很大作用。蔡柳顺说，很多家属并不愿做医疗事故鉴定，认为找医院更直接。而医疗事故鉴定，是保险公司理赔的关键依据。

　　调处的天平

　　武夷山市调处中心原主任郑方群说，调解时他会稍稍倾向死者一方，毕竟“死者为大”，且患方相对医院处于弱势

　　武夷山市立医院一负责人说，几年来纠纷处理有改观。不过，一般还是患者先闹，再进行调解。

　　他称在有些纠纷处理中，市领导也经常出面调解，有时武夷山的纠纷还会转到南平调处中心。从社会稳定角度出发，有时医院不该出的钱也出了。

　　武夷山市立医院副院长林文如也称，在一些纠纷的处理中，即便最后医院被认定没责任，也不得不拿出几万元作为补偿。他说，现在，除了通过调处解决与患方矛盾，医院有时也会动用人情关系，做家属工作。

　　按照《暂行办法》，要求赔付1万元以下的纠纷，由医患双方自行协调。万元以上的疑难复杂或重、特大医患纠纷，必须通过调处中心。要求赔付10万元以上的，必须做医疗事故鉴定。

　　武夷山市综治办主任蔡柳顺介绍，但“有些人就要10万，不做鉴定”，也增加了调处的复杂性。

　　患者家属吴仁福认为，无法跟医院平等对话，是家属“闹”的原因之一。

　　去年4月，吴仁福3岁的儿子因发烧到武夷山市立医院就诊，输液期间突然死亡。“院长、主治医生都不出面，没人告诉我孩子是怎么死的。”第二天，吴仁福在医院设了灵堂。

　　“他们说美国这么发达，都有20%误差。尸检也有20%误差。专家鉴定有20%误差。加起来60%。我儿子不是白死了？”吴仁福说，还有人告诉他，“肯定是你孩子有病才往医院送”，让他认清家长责任。

　　据吴家人讲，设灵堂当天，上百防暴警察抓了十余名亲属，有的亲属受了伤。

　　“等了一个月，他们还想拖。我们被拖垮了，死的心都有。”吴仁福说，他后来找到了一个到武夷山的省检查组“喊冤”。市领导当天就答应解决。第二天鉴定出来，认为家属占主要责任，医院次要责任。他得到赔偿20余万元。

　　武夷山市司法局原局长郑方群，是武夷山调处中心成立后第一位主任，今年1月退休。他认为，类似发生在医院的死亡事件，面对家人突然离世，家属有发泄情绪，属于正常现象。

　　在调解的天平上，郑方群说他稍稍倾向于死者一方，毕竟“死者为大”，并且患方相对医院处于弱势。

　　郑方群粗略计算，武夷山这几年调解的医患案例，做了医疗事故鉴定的15起案子中，医院负有责任（主要或次要责任）的纠纷占到一半以上。

　　纠纷“呈下降趋势”

　　南平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吴剑认为，南平的医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董汝池的案子，调解一直不顺利。

　　因双方就责任认定、赔偿问题分歧过大，调解不顺，最终政府力量强力介入。4月7日董家人将遗体放入诊所后，4月10日，警察将尸体强行运到了殡仪馆。

　　5月初，董汝池家人申请了法律援助，准备起诉诊所。

　　调处中心这个第三方机构，被当地政府寄予厚望，并被认为起到了效果。

　　据介绍，通常，调解成员有几十人的队伍，包括医生、律师，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需要哪个出面，再由调处中心调配。

　　吴剑认为，随着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医患纠纷本身并没有减少，但南平“医闹”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根据吴剑论文中的数据，至去年年底，南平调处中心接待咨询1638人次，不需要受理就达到化解矛盾效果的有198件，受理医患纠纷案件302件，调解277件。“与同期比较，纠纷发生数和赔偿额下降40%左右。”

　　今年5月8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例行发布会上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358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

　　南平的调处已成为“典型”。南平市医患调处中心主任龚选民曾赴多地讲课，并频繁亮相媒体。

　　5月15日，龚选民说，南平已经接待了包括司法部、卫生部及多个省市，将近300人的考察队伍。某市卫生局及6家大医院的院长、书记曾组团前来取经，他们还接待了来自台湾高雄的20人考察团。

　　他认为，他们把医患问题预防做得很好。一个例子是，每逢重大节假日，调处人员都会到医院，与可能发生纠纷的病患及家属谈心，宣传政策。

　　龚选民很期待有卫生部门的政策研究者能和他坐下来“论道”。他认为，处理医患纠纷，很多是“上面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龚选民说，根据卫生部统计，目前全国医患案件仍处于上升趋势。不过，南平处于明显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