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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隐身衣》里的对位法则

2012年05月2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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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衣》 格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隐身衣》出版前,自己就是古典音乐发烧友的格非曾对媒体表示,新作“以身边的几个古典音乐发烧友为原型,带有些许哥特风格”,他想反映这些人与当代社会的距离感。

  故事也是这样开始的。作为资深音乐发烧友的主人公,以给高端客户定制高级音响设备为生。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物的订单,从此陷入诡异莫测的谜局。小说讲述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社会剧变中的人们追名逐利而起伏跌宕的命运。

  □书评人 欧阳江河

  以我之见,格非的近作《隐身衣》,是我近几年读到的当代中文小说中最好的一部。

  去年圣诞期间,在孟买,我初读此作时,曾对格非仁兄说:小说能写得这么有意思,我都动念要用写诗去换写小说。嗨。我将此作视为萨义德所推崇的对位阅读法的理想范本。

  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

  这是一部从捣鼓音响器材为生的手艺人身上借来叙述角度、修辞策略的作品。小说的叙述主旨之一是: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小说主人公是个组装音响器材的土炮高手,他的基本困惑是,即使将时代的耳朵修好了,又该嵌入谁人的听力深处呢?他自己不可救药地喜欢贝多芬,可是别人要听的是华仔。

  正是在这个错位处,中国三十年来的音响发烧史,居然在器物考古学的层面上,被挤压出芜杂的社会生态学内蕴。在作者笔下,耳朵时尚的变迁史与心灵史密谋般合一。由此,对位叙事在小说语境中如“玉生烟”般持续发散出串味的胆味,大片的器材专业术语和音乐发烧名词,在现实生活的动词移位轴上,犹疑、挪动、沉浮,构成倒影交错的现象史。

  “好诗的秘密”,当代著名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在某处说过,“是在文本中尽可能多地堆积名词”。解构论者德里达在另一处接下去说,“叙述文本的棋盘上应该布满密密麻麻的名词,拿掉名词的棋子后,文本只剩下一张空白棋盘”。我的看法是,小说文本的名词也应该和诗文本一样多,不妨多到落子于棋局之外的地步。

  因为名词棋子是鸟群,它会飞起来,飞出棋局和文本,飞出它自己的本体。各位读者请回想一下,三十年的音响发烧史留下的,不正是一部术语和曲名的名词史吗?最初的耳朵和心灵,而今安在?但最初的音乐名词却还是那些名词。

  整个音乐发烧史的词与物的体系悬搁在某个尘封的高处,如果将它取出,它能与怎样的现实、怎样的话语建构对弈,形成精彩的对位格局?格非本人是一个心耳抱一的资深听者,所以对位法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不仅是怎么读的问题,也是怎么写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位叙事首先介于音响的技术体系和话语的叙述建构之间,介于高雅的音乐术语、曲名与现实的庸常称谓之间。格非不可能放过这样一个将听觉天命转换到写作原创力的天赐良机。这位老兄听了那么多年的音乐,写了那么多年的小说,写和听,终得以在这部六万字的小说里交会,形成玄机和奥义的层叠。

  哥特小说味儿

  《隐身衣》和格非的长篇近作《春尽江南》有一点很相似,两者的叙事内驱力都与房子、与人的栖居之所相关。可以说,《隐身衣》至少在表面上讲的是一个关于住处的空间挪移故事。

  但我注意到,对位叙述更多被作者暗中用来处理时间。小说的主人公在琢磨声音机器的同时,也在琢磨时间这部机器。无疑,时间有时会出问题,会坏掉。而捣鼓时间机器会把人给捣鼓老,即使你是梦幻般的修理师,也不知道这旧日子修好之后该拿去派什么用场。

  比如一笔死人欠下的26万元巨款,会在人死了(至少是假设死了)一年多后的某一天,突然打到主人公的银行卡上。

  这么随意提及小说的幽微细节,却对小说的叙述主线不做指南式的介绍,是我假设读者在读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已经预先读过《隐身衣》。要是你碰巧真的还没读,我的建议是,立即放下手头别的事情,去读它。

  这部小说为内行读者提供的一个基本乐趣是:小说读着读着,会从一部写实小说变成哥特小说。至于音乐与写作的双重对位法则在象征层的灵韵一闪,带来的奇想和惊喜有多少,那得视你的阅读有多深,多灵敏,多黑暗。古典音乐的资深乐迷都知道,听感的声学背景被调得越黑,越深邃宁静,听者能听到的细碎之处越多。

  小说最重的一笔,是丁采臣在餐厅里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搁。

  而小说最狠的一笔,则出现在丁采臣女人的脸上,那是一张被钢刀深深刻过的脸,留下横七竖八的永久刻痕。美本身被丑陋留了下来。就像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伤痕累累的内心,就像现状和时间之缩略。每天睡在我们身边的,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就是丑”的被重度损毁的镜像。我们对世界、对生命真相的凝视,到这张结痂的女人面容为止,再往深处看就是血淋淋的东西了。格非下笔没那么狠,他仁慈地在小说结尾处告诉那个总是夸夸其谈的教授,也算告诉我们大家:要是不凡事刨根问底,生活不还是挺美好的吗?

  “隐身衣”究竟穿在谁身上?

  这部小说篇幅并不怎么长,却将每一个人物都写活了。与男主角相关的四个女人,正好构成四重奏:母亲是大提琴,姐姐是中提琴,两把小提琴分别是前妻玉芬,以及后来的女人(那个面孔损毁的女人,用“玉芬”叫她也行)。

  至于男角色们,姐夫常保国之单调和恶俗,蒋颂平之多重人格,以及穿插于叙事断续处的父亲,玉芬的后任丈夫海归罗姓主任,音响发烧友某教授和沈大校,所有这些人共同建构的只能是无调性的音乐。

  除了贯穿整部小说文本的主人公,另有两个人物我要单独一提。一个当然是丁采臣,这个以《倩女幽魂》作为前奏曲呼唤出场的人物,很可能是当代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这个小说人物已永久盘踞在我头脑的图书馆里了。

  《倩女幽魂》在小说里一共出现了三次,刚好构成一个全音和弦,而丁采臣本人则是一个音盲,连空心和弦、连半音都不是。据称他“端着一个咖啡杯,从东直门的写字楼顶端一跃而下”,但直到小说结束,他是死是活依然语焉不详。这么一个透心凉的词语造成的人物,是作者格非对文学的真正奉献。另一个我要特别提及的人,是被格非加了引号的“牟其善”,一个正式的死者,此人在小说中之简略,压缩、毫无内涵,与丁采臣正好构成小说叙事的对位。

  小说的名字,《隐身衣》,在整部小说中只出现了一次。据说它穿在牟其善身上。但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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