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岑的小说与道德

　　□书评人 思郁

　　那本已经夭折的杂志《大方》第二期上曾刊登过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一篇随笔《远方》。

　　那是一篇风格有些奇特的随笔，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弗兰岑在为遥远的传统、以史诗为所有文化的主要特征的旧小说观念辩护。前现代文化中，我们阅读故事是为了增长见闻、获得教益或是娱乐消遣。但在我们的社会中，纯粹为快感去阅读一个编造的故事，成了一种消费文化的主要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我们的文化与先前所有文化区别开来的，便是其无所不在的娱乐性。小说，作为一种具有两重性和态度面向的事物，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态度，以致其本身陷入了不被需要的危险之中”，小说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功能被消解殆尽。

　　弗兰岑的担忧绝不是危言耸听，大众消费文化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袭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阅读已经缩减成为了一种极为小众和学院的行为，代替大众文化品味的是充满了各种八卦消息和新闻的杂志，经典与名著日渐湮没无闻。2010年8月，《自由》上市前夕，弗兰岑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并被冠以“伟大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称号。这一文化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我们既可以从中窥探到美国急需树立新的文化偶像，打造新的文化经典的迫切心态，也能察觉出美国文学早已面临断代断层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况。

　　如果你读过了《自由》，你会很诧异这样大部头竟然也能够成为畅销书。毫不客气地说，它不具备畅销书的任何元素。当然，这并不是贬低这部作品，恰恰是一种褒扬。纯文学的畅销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尽管每位作家都会渴望自己的书大卖特卖，但在大多数时候，作家更渴望的是文学众神殿中永恒位置——“伟大作家”。

　　弗兰岑继承的是一种纯正的现实主义套路。从这些年欧美文学界的主流看出版的文学作品，极简主义、后现代主义、玄幻主义……各种标签都甚嚣尘上，但就是没有现实主义。

　　我们总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隶属于一个更为遥远的十九世纪传统，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特征要求我们在现实主义文学之外挖掘新的写作方向。这种极为荒诞多元的语境中，一种纯正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竟然成为了异类，这才是最为奇谲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中揣摩这种变化，把弗兰岑誉为当代美国伟大的作家，也就意味着恢复一种纯正的现实主义传统。

　　《自由》出版后，很多评论家的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十九世纪和托尔斯泰：从一个家庭的失序看整个大时代的变迁。这里的吊诡在于，当批评家敏锐地指出弗兰岑与遥远的传统的密切关联时，是想把弗兰岑归纳入那个经典的传统序列。但是对大部分的读者而言，他们其实已经远离了托尔斯泰的时代，远离了那个陌生的传统，他们是从弗兰岑的著作中印证那个过去的时代，那个阅读故事是为了增长见闻和获得教益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弗兰岑创造了他们的文学先驱，复活了旧时代的文学传统。

　　从《纠正》到《自由》，弗兰岑一直把他写作关注的焦点聚集在中产阶级这个庞大的人群上。他的小说中总有一个失意的家庭，一群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与时代的隔阂不是因为坚守了旧时代的价值观远远被抛在脑后，恰恰是因为遵从了时代的需求，才坠入了堕落的深渊。《自由》这个题目下可以作很多的大文章，单是以此为题的著作不知道吸引了多少思想家和哲学家，但是从小说的角度阐述自由的寥寥无几。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弗兰岑想表达的“自由”真正是什么：不是自由给家庭和个体带来的福祉，幸福生活，而是自由给家庭与时代带来的失控与堕落。

　　小说讲述了中年中产阶级夫妇沃尔特和帕蒂遭逢家庭危机。两口子本来是小区邻人眼中的模范夫妻：年轻，事业有成，育儿有术。可等到迈入新世纪，沃尔特——环境律师，单车上班族，爱家好男——竟然与破坏环境的煤老板沆瀣一气，欺压百姓；好脾气的帕蒂变成了母老虎，隔三差五对老公疯狂嘶吼；未成年的儿子乔伊看不起父母，离家出走到讨厌的共和党邻居宅内，与小女友同住。这个曾经的模范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弗兰岑一步步带领我们深入到这个正在分崩离析的家庭的肌理，一点一滴发掘他们内心的惶恐与不安。最终找到的祸根竟然是“自由”二字。这个组成美国社会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了时代精神堕落的罪恶渊薮，真应了罗兰夫人那句话：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弗兰岑通过《自由》对时代的批判昭然若揭。他所坚守的仍然是一个旧时代的价值观，当自由成为了逃避责任的借口，道德的堕落不可避免。看看吧，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人如此郑重其事地讨论道德与公德。不要说现实生活中，就连文学作品中，对虚构的故事和人物的道德讨论也被遮蔽了，我们关注文学技巧的兴趣竟然远远大于文学人物的道德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弗兰岑复活了那个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他与十九世纪文学传统的最紧密的关联就在于对道德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迫切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