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淑珍：家在车上 光明所向

　　姓名：董淑珍

　　性别：女

　　年龄：60岁

　　工作地点：不定

　　职业岗位：健康快车车长

　　异乡工作时间：13年

　　铁轨上的眼科医院

　　5月9日早8点，山西运城市郊。

　　手术室里，曹晓光低头瞄着显微镜，显微镜那边，手术钳缓缓将眼球拉到中间位置。“眼睛可能要胀一下，不疼。”曹晓光在分散着病人的紧张情绪，因为紧张，病人的眼球死死躲在一角。

　　手术顺利结束，手表走了16分钟。

　　这一切都是在火车上完成。

　　这列火车大小和普通客车无异，共有4节车厢，每节车厢外部，都画着一道长长的彩虹。

　　它不运送旅客，上车的人，都是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它叫健康快车。

　　快车要在山西运城驻守4个月，计划为当地1500位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完成复明手术。

　　车长董淑珍习惯在餐车里，静静看着视频里的医生做手术。

　　如果有空，她通常会扶着刚手术完的患者走出车外几十米。

　　她忘不了去年，在四川广元，一位70多岁的老人刚复明下车，激动地小跑着去抱自己的儿子，没跑几步便被碎石绊倒，腿部粉碎性骨折。

　　这次她扶得更小心，健康快车旁边是一片阳光直射的建筑工地。风过，沙尘扑面。

　　通常，这列火车会停靠在铁路盲端、偏远农村。

　　“进趟城真难啊。”曹晓光和郭丽莉郁闷，两位北大人民医院眼科的年轻医生看惯了北京的高楼大厦。可在这儿，曹晓光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找到个小超市，“里面除了可乐瓜子，实在买不到别的”。

　　80后的郭丽莉闲暇时就是开电脑，上淘宝，“拍些心仪的东西，才觉得自己仍和城市接着轨”。

　　这天傍晚，刚筛查安置好新上车的病人，列车突然停电了。网不能上，澡不能洗，沮丧的郭丽莉面朝车厢外坐着，任厨师蔡磊磊和曹晓光轮番去叫，就是不肯吃晚饭。

　　上车与下车

　　扯的临时电路，接的临时水管，在这些年轻医生们看来，这种外派也是临时的，可现在，董淑珍不这么想。

　　尽管在1997年，她刚登上健康快车时，也不曾想过，会在车上呆十几年。

　　任职于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26岁被派往欧洲多国学习；曾任国家卫生部长参加国际会议、论坛、讲演的英语翻译，常年穿梭于国际大都市，接触各国医卫界高官、专家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这是董淑珍“上车”前的生活。

　　1997年初，刚从国外出差归来，她就接到了参与筹建“健康快车”的指派。

　　香港同胞回归前赠送给内地的医疗列车，意义重大。

　　火车建成什么样？要去哪儿？带什么设备？治什么病？一大堆问号砸向她。

　　坐火车去农村考察，一次次地深夜开会到天亮，评估、谈判、买设备、造车监工……那时董淑珍恨不得变成三头六臂。

　　回归庆典刚过，健康快车就从香港开往第一站：安徽阜阳。当时，刚经过小升初的儿子每次打电话都问：“妈，你啥时回来。”每次董淑珍都说“过两天”。

　　在车上的第一天，董淑珍就哭了。

　　车上没厕所，工作人员只能和病人一起，在火车旁的荒野找地方方便。上一次厕所，身上就被蚊子送几个“礼包”。

　　那段日子，董淑珍忍着少喝水，内急就憋着。每次如厕回到车上，就在日历上狠狠画一个“叉”。

　　现实问题比硬件的欠缺更让她崩溃。

　　行医资格问题，健康快车不是医院，怎样获得地方政府和医疗卫生部门的信任，愿意往车上送病人？

　　还有团队磨合，健康快车是公益事业，北京各大医院是颇具政治使命的义务支持，轮流向车上派驻医护人员。但轮流就意味着变动。“花两三个月才和大家磨合好，都调回去了，就留我自己。”铁打的车长流水的团队。

　　董淑珍想回家了，一年至少300天在车上，她甚至记不住儿子成长的变化。

　　2001年，卫生部同意了董淑珍的辞职申请。

　　彩虹

　　下了车，董淑珍却没有彻底告别健康快车，新接任的车长经常会打电话：“董车，某某文件放在哪儿？董车，你看这事儿该咋办……”

　　董淑珍也常想，上车看病的患者多了还是少了，车上厨房那节车厢的洞堵上了吗，设备增添改善了没？

　　两年后的一天，有朋友告诉她，继任车长因为年龄较大，不适合再随车辗转，“健康快车又没主儿了”。

　　“回来吧。”卫生部健康快车办公室的老同事打电话劝她。

　　那天下着大雨，在雨里，董淑珍心里堵得慌。

　　大雨停了，她抬头，一道彩虹越过天空，让她想起健康快车车身那道彩虹。

　　她主动向卫生部递交了申请书，决定回到健康快车上。

　　又看见列车餐厅兼会议室正中那五张黄色木桌，那是6年前，健康快车筹备时，董淑珍亲手购置的家什，都还等着她。

　　辞职的那天，董淑珍哭了；重回列车，她又红了眼圈。她是个容易动情的人。

　　离开的这两年，不像是回家，倒像是外出培训。

　　健康快车几经改造大修，硬件升级：安了电话、装了宽带，扩大了厕所面积，增加了洗澡间和电热水器……

　　董淑珍那间2平米的小包厢，火车下铺简单装饰成单人床，旁边挤着一张小桌，笔记本电脑、打印传真机，就是她的卧室+办公室。她对这蜗居居然很满意，“早不习惯住宾馆了，床太大睡不踏实，反而在车上，安静，睡得香。”

　　润滑油和助力剂

　　再次上车，董淑珍学会“把矛盾先放进冰箱”，冷处理。

　　“以前脾气特别急，今天的事一定要今天解决。但在车上，每件事都可能牵扯到地方医院和支援医院的立场，牵涉到病人和医生的利益、支援医院和卫生部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如果急于求解，矛盾反而会膨胀。”

　　董淑珍觉得，健康快车上的工作，就像火车本身，开得越久，齿轮间磨合就应该越“圆润”。需要有人扮演润滑油和助力剂的角色。

　　于是，接打电话，几乎占了董淑珍一半的生活。

　　采访中，电话铃声不断，卫生部健康快车办公室，基金会、派遣医院、驻地医院、卫生局……协调接送病人、医生合作、车上设备维修更新……

　　“这次运城当地卫生部门和医院很积极，送来的病人比较多，不少是复杂的老年病例，对手术的技术要求也很高，嗯，对，当地希望我们协调北京，再派一个专家来……”通话中，董淑珍的京音简短轻快；放下电话，她皱眉叹息。北京方面的医院说，医疗工作相当紧张，实在派不出人。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拨起电话，约运城眼科医院的业务主管院长，“和他们再聊聊”。

　　5月9日傍晚，运城市卫生局调研员吕拴过造访健康快车。

　　最后一节车厢里，躺着很多做术前观察的老人。一位老人双手探着摸索，问吕拴过，“大夫说我要是明天还高，就不能做手术了，咋办？”这位患白内障的老人已失明多年。

　　“血压高就是听说做了手术马上就能看见，激动的。”老人解释着。

　　按健康快车的规定，患者的血压是决定是否能接受手术的指标之一。

　　看了筛查和手术记录,吕拴过发现，之前送上来的200多位病人，不少因为术前血压高，不得不放弃。

　　回城路上，吕拴过跟董淑珍商量，“有些病人血压高，我看就是环境变了不习惯，激动的。能不能给他们吃点降压药，能降下来的，就手术，应该没事”。

　　“吕局，这事别冒进。我们在运城呆4个月，做1500例呢，如果病人观察一段血压正常，还可以再上车呀。万一出意外，哪能对得起人家啊？”坐在车后座的董淑珍，努力探身向前，尽量和吕拴过离得近些。

　　《心术》与心病

　　快车停到运城近一个月，各项协作都逐渐理顺，董淑珍稍稍放松下来。

　　晚上如果有电，她就打开餐厅的电视，看热播剧《心术》。

　　“糟糕的医患关系，社会怎么变成这样儿了？”离开城市多年的董淑珍不停摇头。

　　好在这趟公益列车远离了医患矛盾。

　　去年年底，广西贺州，一位老人复明后忘了医嘱，回家就烧火做饭，又用手揉眼睛，一星期后患了严重的眼内炎，眼前又模糊一片。老人被家人背着，哭着找回健康快车。

　　董淑珍在当地找车，找医院，出钱，给老人治病。

　　在快车上，郭丽莉和曹晓光各主管一个手术室，每人每天要主刀15到20例手术。

　　体重94斤的郭丽莉，也要穿着不透气的手术衣，戴着口罩，在封闭的手术室里闷上五六个小时。

　　“这个病人还没离开手术台，下个病人已经推进来，在旁边等着。”曹晓光说，和在北京比，这里更辛苦，压力也更大，但心里踏实，在大城市的医院，像身处医患矛盾的漩涡中心，即使没挨打挨骂，也焦虑，甚至压抑；在车上，环境艰苦，寂寞，但很简单，只要努力把手术做好，就能得到尊重。

　　曹晓光坦言，目前医生的尴尬处境，也是他第二年又申请上车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医读博士，美国拿到博士后，曹晓光叹了口气，北医的同学里，差不多一半已弃医改行，“我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董淑珍看到后辈的迷茫，理解他们的压力。看到郭丽莉饭量见少，她嘱咐车上的厨师蔡磊磊，去菜市场多买些水果、青菜和牛奶。“我能做的，就是在这车上，尽量体现他们做医生的价值。”

　　在车上守住“家”

　　年轻医生们出去“购物”，总不带董淑珍。“董老师爱念叨，白开水最好了。你们怎么跟我儿子一样，都爱喝这种不健康的饮料啊！”

　　有时拉开冰箱门，看着一排可乐瓶，董淑珍笑了，“看你们都喝，我心理也就平衡了”。

　　大家知道，她记挂儿子。

　　但大家几乎没见过董车给家人打电话。

　　“我家里简单，一家三口，各忙各的，儿子27岁了，有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丈夫也忙，没事打电话，不知道说什么。”董淑珍说。

　　她每年回北京，最多3个月，最少只有1个月。

　　为照顾儿子的生活和学习，她丈夫何竟辞去了也要经常出差的工作。

　　自幼和母亲聚少离多、当年小升初没见到妈妈的儿子，今年也27岁了。

　　他研究生毕业回国，找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一样总是出差。

　　形单影只的何竟曾跟董淑珍开玩笑，“没准哪天你回来，发现我在床上已经成一堆白骨了。”

　　回到北京，董淑珍每天熬梨水、苹果水，削好各种水果放到儿子面前，可儿子总是应付着，吃几口就推开。

　　“男孩子都不爱表达，跟妈妈没话”，董淑珍这样宽慰自己。

　　她也曾努力想让儿子了解自己的工作，找机会邀请儿子到青海的健康快车探访。儿子去了，反应冷淡，“他说更想去看发达繁荣的地方，那样生活才有动力。”

　　习惯了，董淑珍感觉自己像个总也不会下车的旅客，“总觉得在车上，就像一个女人守住了家”。

　　下一站在哪儿？有时她自己也说不清。

　　她喜欢隔着玻璃窗，看工地旁的那片绿草地，更喜欢看患白内障的老人们摘掉纱布那一瞬间。

　　她会想象着，老人们回到家，眼前是多年未见的儿子闺女，田地牛羊。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心语

　　我这大半生都在路上，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适合自己、自己也喜欢的工作，挺幸运的。趁身体还好，我愿意为健康快车再服务几年。——董淑珍

　　■ 人物

　　在很多人眼中，火车只是旅途的工具，可对董淑珍而言，这13年，火车就是她的家，她随着“家”的车轮，辗转于每个异乡。

　　董淑珍是中华健康快车的车长。

　　这是一列有4节车厢的火车，是1997年回归祖国当天，香港同胞赠送给内地的惟一礼物。1997年7月，作为卫生部的代表，董淑珍随健康快车从香港启程。

　　她在车里，和北京各大医院的眼科医护人员一起，为内地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做免费复明手术。

　　历经15年，健康快车从一列变成四列，走遍全国27个省（自治区），12万名白内障患者揭下纱布，走下健康快车，眼前是清亮的世界。

　　偏远农村、铁路盲端，董淑珍和她的健康快车团队，一路与乡野、工地、蚊虫、风沙、星夜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