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高考仍是中国的现实(2)

　　（上接C20版）

　　“活”出门外，给予祝福

　　新京报：从艺术性角度，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作者电影”，你使用了大量“门”字的变体，每个字都是一个主题，把你的各个段落连接起来。

　　王杨：在几条线索中，都有“门”字的变体，第一次是繁体的“斗”，讲会宁的孩子准备高考，背水一战；第二次变成了“闯”，讲西部的孩子大学毕业，想在北京找工作；第三次是繁体的“关”，再次回到会宁。这里重点是关系，与高考相关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第四次是“闸”字，水坝的闸门前后都有很大的压力。里面有上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早教，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女生回忆自己的成长；最后一次是“阔”字，镜头从上海回到会宁，孩子们准备高考。门里面那个活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祝福。

　　新京报：片中出现了大量抒情的意象，比如打手电筒，比如临考前的孩子爬上土坡。你是否担心过，观众可能会觉得它主题先行，影响纪录片的客观纪实性？

　　王杨：我个人在尝试纪录片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形式的真实性不是仅仅客观复原物质现实，它是导演拿着摄影机去记录的，加进作者的部分。这才是艺术的真实，并不影响片子的客观纪实性。在片尾有个段落，是会宁一中的孩子打着手电筒赶着上早自习，影调非常暗晦，片尾原本放了鲁迅的一段话“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与我对片子主题的判断一致，但是我拿掉了，否则片子在理解上的导向性太明显。孩子们的现实和未来充满挑战，但是我还是看到他们在努力奋斗，用一颗单纯的心，想要拿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高校巡展，启发思考

　　新京报：片中会宁的老师提到了“过门的艺术”。如何理解它？

　　王杨：在会宁拍摄的三个月，老师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休息室。我们时常聊天，作为贫困地区状元县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很矛盾，知道填鸭式的教学并不好，也希望改变学生的素质，但迫于生计、社会舆论和多方面压力，不得不一届届重复应试教育。在高考前，他们提到了过门的艺术，让学生每过一道门心里就想着自己一定能成功，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他们也知道，被淘汰的孩子将是大多数。这些孩子有考去上海的，也有没考上的，复读，打工，务农。我很想回访一次，把片子拿到会宁放给孩子们去看。片子出来，肯定会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会宁当地有南方的老板和慈善人士，对优秀的贫困学生做一些对口的资助，但即使有人帮助，高考这个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

　　新京报：作为在“危机与转机”主题下创作的高考纪录片，你觉得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危机与转机体现在哪里？

　　王杨：题材是去年cnex的主题“危机与转机”，片中的转机就是“孩子们的希望和愿望”。对高考我个人的感受很复杂，这是唯一的方式？考核方式能否更科学？这么大一个国家，在选拔人才方面问题非常复杂，现在我们还没有答案。高考有一定公平性，当代教育对公平的需求远远大于技术改革，但自主招生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腐败；同时，教育存在着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公平性附加在高考制度上。

　　纪录片导演常有道德困惑，我们能对拍摄个体有什么帮助呢？面对着这些贫穷的孩子，内心时常很挣扎。即使高考结束后，这种不公平，城乡差距、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还是存在的。我很高兴片子即将去高校巡展，如果大学生看到后，有所启发思考，愿意去调查研究，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进来，慈善人士更多捐助，人们的希望和愿望化为行动，就是片子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