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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中心登记资金逾13亿

挂牌月余,“成交”近4000万元;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近三个月,温州资本玩家们尝试重新规划游戏规则

2012年06月11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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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东明路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经挂牌一个多月,与其业务无关的底商仍在施工,其办公大厅中已开始人来人往。新京报记者 尹聪 摄
“那时有段时间一想到做金融赚钱这么容易,心里就害怕。”
我希望有一天银监会能取消这一条规定。民间资本可以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自己发起、自己主导、自己经营”。

  自3月28日被确立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后,曾因“跑路潮”而有些混乱的温州迎来了美好但忙碌的时光。

  借着政策的春风,这个民间资本富集却屡有震荡的城市中,若干被认为束缚民间金融发展的旧有条例被迅即废止或修正,而游戏规则也应着“允许局部试错”的方针被资本玩家们不断突破。

  于是,一批谋划已久或心血来潮的构想,纷纷在此间被付诸现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开始在向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融资生态渗透影响。其中,挂牌月余的登记中心其登记资金已逾13亿元,成交近4000万。

  □新京报记者 尹聪 浙江温州报道

  民间借贷新“桥梁”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成立,使得民间借贷双方在传统的聚拢熟人钱财后再去放贷的“中间人”之外,有了新的选择。

  6月4日上午11时,50余岁的黄江华与20余岁的王国才,如约在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东明路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大厅内碰头。补充完最后一部涉及车辆抵押的合同后,黄江华将自己原本放在银行的15万元“闲钱”,转借给了准备加盟连锁超市的王国才。

  据黄江华介绍,她此次为自己资金寻找投资渠道的所有过程,均是通过登记服务中心完成,而非传统的那些拢集熟人钱财后再去放贷赚取利差的“中间人”。去年因做“中间人”的亲戚跑路而损失几十万的黄江华说,她现在的投资策略是,“回报率第二位,资金的稳健安全首先考虑”。

  “我们目前实施的这套模式可以确保出借人资金百分之百的安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总经理徐智潜称,今年4月26日挂牌运营的登记中心,在当初设计方案时,经过了政府、发起企业及法律人士等多方面的论证。

  按照登记中心的相关规定,除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外,只能作为借款方出现的企业还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及资金流动证明等材料。与此同时,登记中心还严令入驻的中介机构,其只能担当出借方和借款方之间的“桥梁”,并收取1—2个点的中介费,“不能直接接触资金和大包大揽。”

  据悉,目前登记中心已有速贷邦、福元运通等6家中介机构。黄江华即是在速贷邦的撮合下与王国才完成借贷。黄江华说,她开出了1分3的月息,“对方没有‘杀价’就同意了”——登记中心规定,在此登记备案的交易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

  “相比其他渠道,1分3的月息还是可以接受的。”王国才坦陈。据徐智潜透露,目前通过登记中心达成的借贷主流月息水平在1分2—1分5之间,远低于担保公司或小贷公司。

  作为借款的代价,王国才把自己名下评估价23万元的奥迪抵押给了黄江华。“如果到期不还钱的话,登记中心会把这部奥迪拍卖变现。”黄江华说,相比此前“中间人”借钱后只打一张收据,此番有抵押物在手,她几乎感觉不到风险。

  借不出去的钱

  虽然拥有13亿元登记资金,但实际成交不足4000万元。一方是十分愿意把钱出借,另一方却是借不到钱。

  除风险更小外,这种方式下完成借贷的速度也比以前的渠道快了不少。黄江华说,她仅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走完了从上门登记到将钱借出的整个流程。

  “温州市车管所的抵押登记服务站就设在登记中心的大厅内。”福元运通负责人王俊杰称,大厅内还可办理征信查询以及公证等业务。此外,王国才还听说,未来房管局也极有可能在大厅内设立办事点。

  据徐智潜提供的数据,成立一个月以来,供需双方前来中心登记的资金达13.44亿元。其中,借出登记335笔,金额3.83亿元;借入登记累计232笔,金额9.61亿元。

  徐智潜说,在上述数据中,目前个人登记的最大借出金额为一千万元,而最大的企业借贷需求则为5000万元,“为风险控制考虑,最终借款金额将会被登记中心压制到2000万以下”。

  对这份“成绩单”徐智潜颇感满意。徐认为,这反映出仅一个月的时间,温州民众对登记中心这个志在将原本“潜水”的温州民间借贷“阳光化”的新机构就有了相当的认可。

  不过,虽然登记数额令人满意,但实际成交较少。数据显示,目前登记中心仅促成了16笔、3731万元的成交。据王俊杰透露,每天到福元运通咨询登记的在70人左右,“平均两三天才会有一笔成交。”

  徐智潜将此归咎为,现在“有些登记借出的民众对于借款风险的把控极为严格”,“不太愿意轻易向外借钱”。

  一名72岁的当地画家称,其于一个月前登记了70万至90万元的借出资金,且“十分愿意把钱出借”,至今却仍没有“等来中介的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由于目前借出资金登记量比较大,需要排队等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和企业上门。”该画家称,这与登记中心宣称的“借出资金登记量少,借入资金登记量多”有所出入。

  “可能部分企业确实想借款,但没有抵押物。”徐智潜说,为解决上述问题,未来登记中心可能引入一家担保机构。

  投资不敢要股权

  由于担心成为债务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在向企业投资时不敢要股权,导致其原本的“投资”定位“在本质上跟借贷没什么区别”。

  无独有偶,金改后才起步的乐清市东铁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业务发展中遇到了些许困惑。

  依据温州市于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这家于4月5日试营业的温州第二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等服务”。

  据公司总经理刘金宣介绍,东铁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由乐清当地的11家企业及8名自然人发起,注册资本金1亿元。刘金宣告诉记者,为控制风险,目前情况下,东铁最大的单笔投资额将不会超过注册资本的5%,即500万元。

  “乐清当地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群体。”据刘金宣介绍,试营业近两个月以来,东铁已面向20多家中小企业投资了5000余万元,其中获得单笔最大投资500万元的为当地一家汽车配件加工企业。

  据悉,这20多家企业是从报名的60多家企业中层层筛选而来。在确定初步的投资意向后,“项目评估委员会”会去实地考察和评估。但即便如此,东铁也无法准确摸清对方的财务状况。“往往从银行查到的财务报表很好看,但从税务局查到的却截然相反。”刘金宣称,至于企业是否另给他人打了欠条,更是不得而知。

  投资对象的财务不健全逼迫着东铁距原本“投资”的定位有所偏离。刘金宣坦陈,目前在向一家运营中的企业投资时,东铁不敢向企业索要股权,“否则一旦企业老板跑路了,我们就成债务人了”。

  “现在我们部分的投资期限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资金到期后借款企业必须还款以及给予我们每年18%—21.6%的投资回报。”刘金宣说,如此一来,其公司的投资“在本质上跟借贷没什么区别”。

  曾在当地农行工作20余年的刘金宣,在就任东铁总经理之初,向股东们承诺“年内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以下”。在与小微企业打了2个月交道后,刘开始感觉完成上述承诺“压力很大”。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是个新生事物,没有成熟的管理和运营办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股东及刘金宣的规划中,东铁将再获得1亿元增资,并加快向外投资的节奏,“也有与大型的私募对接的打算。”

  转制村镇银行遇冷

  由于不希望将控股权让渡于大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曾被报道为“有望成为金改后温州第一家转制的小贷公司”并不打算转为村镇银行。

  在金改宽松的氛围中,部分温州“资本玩家”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尝试。

  6月4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与天风证券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在温州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由于发行条件中没有资产和盈利方面的要求且无须行政审批,温州多家中小企业兴趣浓厚。原定50人的活动现场涌入了110家中小企业的负责人。

  温州一家连锁酒店的经理称,其酒店目前资金缺口在2亿元左右,由于无法拿到银行贷款,民间渠道又无法提供如此大的资金量,“发行私募债,是条不错的道路”。

  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温州企业已因对外担保过大或财务不规范等原因,无缘沪深交易所首批16家中小企业私募债。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健最近一直忙于“搭建更多的金融平台”。据黄透露,其正在与亚洲发展银行就“如何盘活温州民间沉淀资本”进行合作谈判。

  与民间资本在上述项目上“风生水起”相反的是,此前曾最吸引眼球的“村镇银行转制”的推进势头却低于预期。据悉,“向村镇银行转制”这张大饼,曾是吸引温州许多企业投身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在批复温州金融综改的12项任务中,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而5月22日,温州市中院宣布,“将对适当突破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自然人参股比例,放宽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的举措予以支持”。

  温州市中院的话音刚落,5月26日,银监会正式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为15%。

  政策闸口逐渐放宽,但据当地金融人士透露,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意愿,没有外界预想的那么强烈。

  “虽然村镇银行可以吸储,但据我所知,本地一家大型的村镇银行吸收的存款金额仅在8亿元左右。”该人士称,另一方面,主要面向“三农”开展业务的村镇银行目前的贷款月息为6—9厘之间,而小贷公司则“可以放到1分9”。

  “我们没有转为村镇银行的打算。”温州瑞安一家注册资金8亿元的小贷公司的翁姓董事长表示。此前有报道称,由于业绩出色,该公司有可能是金改后温州第一家转制的小贷公司。翁称,其不愿转制的原因是不希望将控股权让渡于大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而此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不太看好温州试验,“它当然有一定意义,但也是吃吃阿司匹林、抹抹万金油”。

  面对争议,温州市金融办近日回应说,“要把金改是否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否有效缓解了当前温州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作为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

  温州金改大事记

  ●2011年9月28日

  温州市政府发布《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涉及多项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问题的措施,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资。

  ●2011年10月4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温州,与温州企业家代表座谈,听取省市工作汇报,发表重要讲话。

  ●2011年10月底

  由温州市政府起草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递交浙江省政府,经研究完善后,上报国家相关部门。

  ●2011年11月8日

  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2012年2月29日

  温州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瓯海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试营业。同时,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在鹿城区启动试点。

  ●2012年3月28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

  ●2012年4月5日

  一改以往的申请审核制为招投标竞争机制,温州市对7家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入围资格进行公开招标。

  ●2012年4月16日

  温州面向全国竞争性选聘金融领域“108将”。

  ●2012年4月26日

  浙江省金融工作会议宣布,正式全面启动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同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开业。

  ●2012年5月3日

  温州中院推出十大管理创新项目助力“金改”,金融创新司法保障机制成为其中最醒目的创新项目。

  ■ 人物

  私人钱庄第一人与他的金融梦

  如果将来中国民间金融发展作史的话,60岁的方培林自信自己会“青史留名”。

  28年前,尚为温州苍南县一名普通会计的方,在当时严厉的金融管制下,发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2005年,他又成立了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

  正是基于如此丰富的行业阅历,方培林对于眼下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有着异于他人的见解,“金改最好从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切入。”

  新中国的首家私人钱庄

  如今头衔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方培林,与金融结缘于1984年。

  当看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等表述后,还是医院一名财务人员的方培林,向钱库镇政府递交了创办“金融服务社”的申请材料。

  把手抄的利率表贴满钱库镇的主要街巷后,“方兴钱庄”的牌子于当年的9月30日正式出现在横街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就此出现。

  “还没做成第一笔生意,镇上四大行的领导就上门抗议了。”方培林说,迫不得已,他将钱庄转入“地下”偷偷运营。

  方培林透露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从钱庄业务中取得的利润已经过百万,“那时有段时间一想到做金融赚钱这么容易,心里就害怕。”

  方兴钱庄走到第5个年头的时候,方培林发现“各种名目的钱庄和基金会都在搞钱”。意识到风险的方决定停止存贷款业务。

  此后不久,温州市开始整顿金融秩序。

  房市红火时的二次金融创业

  方培林喜好研究国家的金融政策。熟读完几遍《担保法》和2000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方培林再度出山,在2005年成立了同样以方兴命名的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

  “方兴担保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方培林称,这两项业务的核心是把担保公司定位为储户、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纽带,通过运作把房产、存单以及银行三者联系起来,最终达到“银行多吸收存款、企业尽多拿到贷款、储户获利更高以及担保公司有利可图”的多赢局面。

  “房地产和存单履约担保必须有个前提,即房价处于上升通道。”方培林称,前几年温州房价大幅上扬之时,方兴担保曾操作了近百单履约担保业务,但由于当地房价下挫,“春节至今,只做成了两单业务”。

  金改背景下的“第三次梦想”

  “它是因去年的老板‘跑路潮’倒逼而来。”谈及当下的温州金融改革,方培林认为,外界给予温州的适应期不会太长,“温州必须尽快拿出实质性的‘干货’来。”

  在方看来,小额贷款公司是个不错的切入口。据媒体报道,首批“成功当选”的3家企业承诺小贷公司的注册资金均至少在3亿元。

  “这样的门槛制定的过于高了。”方认为,只有放低标准、加大小贷公司的数量,才能使小贷公司的业务范围拓展到农村市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服务县域经济。

  方培林曾多次表示,一旦条件放宽,他将择机组建小贷公司。同时,他还有意成立一家实力更雄厚的担保公司入驻成立不久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无论选择哪条路,温州金改都承载着这位在民间资本市场浸淫近30年的“金融家”第三次梦想。

  ■ 访谈

  周德文:希望金改重建温州信用体系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长期致力于研究温州民营经济。

  在去年温企老板“跑路潮”爆发时,他曾为温州的金融改革奔走呼号;而在金改获批后,周德文又在金融领域进行着诸如帮助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券等新的尝试。

  6月4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在温州专访了周德文。

  发展“小贷”不能急进

  新京报:金改12条中,操作较为容易的切入点有哪些?

  周德文:包括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小微企业发行债券,这些都是以前很难做到的,但现在我们都正在推进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准入门槛仍然较高?

  周德文:可能政府考虑到风险,对小贷公司准入确实有一定的要求。这甚至要比国家的相关规定要严格。但小贷公司的发展必须要循序渐进。最终,我希望政府能鼓励自然人去做小贷公司,这样才更容易去收编民间资本。

  转制标准应更“松”

  新京报:小贷公司转向村镇银行,积极性不是很高?

  周德文:我认为,未来应该为村镇银行的转入标准进一步松绑。我也不主张村镇银行一定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做主发起人。尽管最近银监会出台的文件中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村镇银行的控股比例从20%下调到15%。我希望有一天银监会能取消这一条规定。民间资本可以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自己发起、自己主导、自己经营”。

  新京报:温州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券是否存在风险?

  周德文:我们希望通过发行私募债券,可以对中小企业有一些帮助。但这里面确实存在着风险。我要反复强调,发的企业要谨慎,买的投资者也要慎重。

  新京报:金改能否拯救接近崩溃的温州民间信用体系?

  周德文:今年初我提出了三个“预警”,其中一个就是警惕信用危机社会化。

  金改十二条里,有一条提到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我也希望通过金改能够重建温州的信用体系,这个时间大概需要3至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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