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催生了“死刑保证书”？

　　■ 第三只眼

　　河南平顶山“死刑保证书”案件近日再度受到舆论关注。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其官方微博对“死刑保证书”予以否认，但记者调查发现涉及事实基本属实。（6月13日《南方都市报》）

　　从报道看，一方面，的确没有任何法官在这张荒唐的“死刑保证书”上签名；另一方面，平顶山中院已与此“保证书”紧紧捆绑在一起。不是从技术层面以未签名为理由就能摆脱得了的。

　　据报道，2001年10月，叶县公安局将此案移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方随后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分别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此后，法院不予受理、检察院要求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又经历过多次。后经平顶山市有关部门协调，将李怀亮案“降格”处理，由叶县司法机关起诉和审理。而叶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李怀亮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宣判后，李怀亮和被害人家属均对判决不服，向平顶山市中院提起上诉。

　　不难看出，李怀亮案已符合了错案的所有标准——本该“疑罪从无”的案件，以“疑罪从有”处理；法院、检察院不能坚持独立行使职权，除了自己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扛不住那“有关部门协调”。在某种语境里，这种“协调”，其实就等于判决。法院也好，检察院也罢，只不过是站在前台的执行者，而非司法者。

　　所以说，对“死刑保证书”的真正反思，理应跳出这一张荒唐纸，去追问屡屡催生错案、却又游离于公众监督和错案追究之外的幕后程序。如果没有幕后的因素，法院领导为什么要和被害人家属坐在一起“协调”？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将“死刑保证书”装入案卷？

　　没有哪位法官会喜欢主动找到被害人去与其展开一场“不上访”谈判。解决之道当然不仅仅在司法系统，而在“个案协调定调”的废除。这一改革并非另辟蹊径，只不过是回归司法本源：让司法机关都能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实现真正的权责一致。

　　□王刚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