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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黄仁宇、唐德刚之后,又一位海外史学大家走了

何炳棣:才大如海跨中西,读史阅世纵古今

2012年06月1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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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何炳棣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2008年,何炳棣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的小型座谈会后合影,何炳棣(前排左二)的左右两人为黄明信、陈宝仁。

  一位重要历史学家,油尽灯熄而遁入历史,活着的人们所承受的丧失,不仅是失去了一位历史学家,更是失去了一种可能性:将芜杂历史,纳入理性有序的知识体系中。故而,史学家之辞世,总会让人有所警醒,在芜杂与有序之间作一番自我省察,当然,其前提是,我们了解其研究成绩。

  2012年6月7日,史学大家何炳棣病逝加州,台湾“中研院”以“著作宏富,成就卓然”,称何先生为“历史学界泰斗”。虽闻之哀悼,但我们对何先生的理解,似乎尚未来得及成熟,知道何先生饮誉学林,位尊望重,却并不清晰他何以特殊与所以重要。

  究其原因,首要在语境之隔阂。何先生生前重要著作论文,皆以英语著成,围绕其作品的讨论、评价以及学术定位,也是发生在英语学界。故而我们只能引用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之评语“才大如海”,以及汪荣祖“当今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模糊而知何先生之卓然。

  其次为学术交往之隔阂。何炳棣先生与1966年入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但与彼时“中研院”主事者治学观念不合,且在196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抨击1949年前的国民党政府,故不见容于威权执政的台湾当局,中断往来,迟至1990年才恢复。

  何先生与中国大陆学界的交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是以爱国学者身份,交往的政治性,胜于学术性,难免隔阂。他有少数专著,在上世纪80年代译入中国,讨论的是人口问题以及土地数字,为专究之学,非专门学者而不可知。历史学家葛剑雄回忆说,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到何先生的作品,立刻明白“我们的努力只是盲目探索,还没到达何先生早已开启的大门”。

  何先生在古稀之后,开始大力以中文耕耘。国内普通读者所熟悉的,唯其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他在书中回顾自己治学历程与师友杂忆,以史学家的视角,细批流年,坦率睿智,娓娓而叙,很多人正是通过对此书的阅读,而知何先生一生攻坚求精,勤挚治学。

  下文所涉及何先生生平,大部分内容来自《读史阅世六十年》,而非多种资料互证而得。自传难免有自我构建意味,广州学者胡文辉曾以“披露学界秘辛甚多,尤多引师友对他的恭维以自重”评价此书,因此,不妨将书中所呈现的何先生的形象,视为何先生自己愿意在世人面前所呈现的形象。

  关注广阔 气象浩荡

  何炳棣先生为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幼时家教谨严,自小心存远志,其父吴寿权审时度势,将留学视为新式科举。因父子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何先生对父亲,是以敬畏多于依恋,不敢忤逆,故而,他很早就将出洋留学,作为人生必行之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时局之乱,他奔赴云南,任职西南联大助教一职,其意仍在出洋留学。

  时为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回忆何先生说:“他留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很有气魄,很有志向。他从小就安排好了自己一生的道路,而且对自己的学术之旅,胸有成竹,极为罕见的,平常人总有懵懂混沌的年纪,不知道将来何去何从,还需要自己慢慢探索,而他是沿着自己早已规定的道路,心无旁骛,竭力前行,真是奇士。”

  1944年,何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美公费,于1945年如愿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求学期间,何先生几乎长年躲在图书馆找资料做笔记,勤苦的同时,心气甚高,曾以“看谁的著作配藏之名山”自问,以此激励自己。

  1952年,何先生以研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土地政策为题,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开始由西入中,反治国史涉足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著成《中国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及《帝制中国的晋升之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以其坚实精悍,被欧美学界奉为经典,不仅重建了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也为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上的典范。

  六七十年代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中国上古史领域,著书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并带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诠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之后由西化的社会史、文明史论述,介入传统的思想史考证,尤以对墨家思想的评价定位,为学界所关注。台湾“中研院”称其“关注广阔,气象浩荡,屡创新意,撼动学界”。

  2005年,何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风行一时。本报《书评周刊》曾于2005年8月推出《读史阅世六十年》的专题访问,据何先生自述,其幼承庭训,内心已渗入华夏文化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后因社会延宕变迁,于中西文化相激互发时积育学养,一生治史深受西史训练之益,但内心早立志,以期跳出汉学之囿,将国史研究融入西方历史学科谱系。

  在台湾“中研院”院士情况表中,何先生曾将自己的专长列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宏观史论,晚年解释说自己的用心,在“启示后学人,治史范畴不可过于专狭”。

  性情学者 爱憎分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炳棣与胡适交往甚密。何先生曾回忆胡先生笑颜迎接其所厌恶的人,敬服胡适宽厚待人,反思自己做不到“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饶有意味的是,何先生自叙曾与人绝交,其原因是,何先生曾以兄礼待之,无话不谈,对方却将私论泄露。怕自己的言论,触怒他人,何先生一度不敢去见自己在清华时期的老师蒋廷黻先生。可见何先生论断人物,口不留情。

  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与何先生多有交往,以日常接触而论,称何先生为“真性情真学者”。据顾青回忆,几年前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会上何先生一个人侃侃而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过了中午饭点。考虑到在场的学者,年岁已大,不宜过度疲倦,一位编辑提醒了何先生一下,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大声质问:“学术重要,还是吃饭重要?”然后继续侃侃而谈,会后向那位编辑诚恳致歉。

  将《读史阅世六十年》版权引入大陆的出版人吴兴元,回忆说何先生常在越洋电话里,慷慨激昂,点评学界中人。也有顽真如童稚之时,有一次为了说明其师冯友兰先生虽是口吃,但总有妙语,即兴模拟冯师口吃状。因此也不难理解,在何先生的自传里,他回忆与西方学者交往,尤其留意对方对学界众人的评价,很是偏爱那些“直言而无不安全感”的学者,实为性情使然。

  性情中人,往往爱憎分明,推衍至家国情怀,则不免以感情逻辑代以理性。1998年清明,陕西祭皇帝陵以庆祝“中华之崛起”,何先生身在现场,据陕西考古学院石兴邦回忆,观看蚩尤战鼓齐福,炎黄之战,擂鼓战鼓表演时,何先生热泪盈眶,说:“这不是流泪,这是历史文化的血缘和激情的涌动。”

  国内读者对何先生学术成绩,了解不深,但对于何先生曾作长文,论证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合理进步,仍是耿耿于怀。也许从性情分析,可以有些同情理解。何先生晚年自己对此文的评价是“宁愿忘掉,因为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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