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的寂寥与失落

　　尽管余英时先生对何炳棣有个四字评语：“才如大海”，但他背后同样有着外人所不知的寂寥和失落，本版编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义华和青年学人陈远两篇文章，试图呈现何先生的更多面。

　　【另种角度】

　　何炳棣 为什么没有回国？

　　前几年我在做民国学人口述时，对韦君宜先生的女儿杨团老师有过一次采访，她向我转述一个中年华人学者的话，说当年和韦先生一起读书的老人们，尽管现在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教授，但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当年的清华北大，他们只是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学生都去搞学生运动了。何炳棣与韦君宜先后在南开和清华同窗，在阅读何炳棣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时，我格外注意里面是否有这方面的表述，却没有丝毫这种感觉。

　　我猜想，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何炳棣“自视甚高”，这从其自传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第二是他确实有“自视甚高”的资格，第六届留美考试第一名，即使没有后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当时也不能说是二流的学子。不过，个案不能代替整体，关于当年学生状况的判断，我仍然相信杨团老师的转述和韦君宜先生的判断，这是个题外话，有心人不妨根据材料做一比较。

　　读何先生的学术自传，确实能感受到其“雄心万丈”，生动，坦诚，不仅是研究学术史的上佳材料，也是研究知识分子乃至教育史以及中西比较教育的绝好材料。稍遗憾的是，这部以史家眼光写就的学术自传，对于上个世纪中叶国内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在变化之中何先生自己的心路历程没有剖析，这就给后来研究者做判断增加了难度。尽管从何炳棣的一生脉络来看，1949年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留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似乎一切顺利，但是，若无外力影响，乡土观念与家国观念极重的何炳棣似乎没有理由寄居海外而不选择回国。

　　可以参证的是，1971年，阔别故国27年的何炳棣以华裔历史学家的身份首次访华，回美国后发表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对当时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做出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而当时中国社会还处在文革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历史学家何以失察？以至于何炳棣在晚年宁愿选择“愿意把它忘掉”，学人谢泳的解释是“民族感情”，而非“知识上的原因”。结合谢泳先生的判断，基本上可以判定，何炳棣之所以没有选择学成归国，应该存在外力的影响，这个外力，或许可以从其早期在清华受教育时对于“一二·九运动”的态度上找到渊源，在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那些青年学生中，以左中右来划分，何炳棣算是右派，对于当年的学生运动，何炳棣在1965年之后依然对参与运动的那些同学持有非正面的观点。

　　尽管何炳棣一生都是典型的不介入政治的学者，其治学领域也绝少意识形态色彩，我的判断，正是这种态度，影响了何炳棣，让他当时留在海外而不是回国。 □陈远（青年学人）

　　【一种怀念】

　　斯人独憔悴

　　我与何炳棣先生正式见面，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1993年，我受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总会邀请，去台湾访问，在台湾“中研院”住了两个多月，那段时间，与何柄棣先生有比较多的接触。他是“中研院”院士，来台湾参加院士会议的。知道我也在，特意过来找我谈话。当时，去台湾的大陆学者很少，而何柄棣先生，是比较关注国内的学术动态的。

　　90年代初，比较热的文化思潮，就是新儒家。新儒家主张儒家资本主义，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儒家资本主义的实践。我们的谈话主题也是围绕着这些。新儒家的基本观点能不能站住脚，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治学方法是否可行，何先生与我，都抱有疑义。

　　何先生的中学西学基础很坚实，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眼光开阔，思路活跃，经常能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一代学者，经历动荡的社会生活，与后来书斋中的学者相比，其生活经验让他们的历史研究更接地气。何先生在海外中国史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片天地之后，于90年代转而研究中国思想史。

　　对于新儒家，他其实早已有自己的看法，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认为从儒家思想中开创现代民主、现代科学、现代资本主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是以现代的目光重新建构历史。但历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本身，儒家思想在具体的历史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是史学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

　　我现在还记得他用浑厚健劲的声音说：“这个东西，在海外糊弄糊弄外国人是容易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谈论这些问题，需要谨慎，不是那么随便可以推导出这些东西的。带着理想色彩与主观意图看待历史，用儒家的语汇，去包装现代西方的核心观念，不是严格的历史研究。”

　　真性情，真学者

　　1996年，我去台湾，刚好又遇到何先生。与他聊起学术界的人事，他臧否人物，爱憎分明，骂起人来，坦率直接，不留情面，而且，总是气昂昂的。我发现，何先生是很传统的知识分子，看人时，既看重学者的学术成绩，也看重学者的为人之道，认为学者必须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以及现实情怀与责任感。有些学者为名利地位弯躬屈膝谄媚迎合，他极为愤怒，并遣用一般学者不会使用的词语，加以称呼，不顾及对方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批评得慷慨激昂，声色俱厉，足见其真性情。

　　2010年，何先生来清华大学做演讲，是关于墨子的，认为我们过高地评价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墨家。秦制建立，实为墨者协助的结果。他感慨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剧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是值得讴歌的悲剧。在那次演讲中，他引用经史，条分缕析，谨慎立论，态度之认真，让人感动。

　　你想，他年逾九十，来清华做演讲，讲的却是他最新研究的学术成果，而非寥寥经验之谈，这是真正的学者。他身上有着特殊的气质，对学术对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严谨，并在这过程中渗透了现实情怀，学人风骨与为人情怀相容在一起，让人心生敬意。也是在那次演讲之后，我越发觉得他不追求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

　　他有深刻的孤寂

　　何先生一如既往地坚守学术阵地，以自己的努力保护学术的尊严，为人爱憎分明，直来直去，在一个大家互相说好话、和稀泥的学术环境里，何先生得到的，是大家自觉的敬而远之，他的孤寂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何先生早年的作品，都是英语写作，专业性很强，大陆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对何先生的学术做出深层次的回应。尽管他在海外影响很大，但是大家只看到他的声名，而不知他做的学问。长久地得不到大陆学界学术回应，让他有深刻的寂寥感。

　　何先生的寂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剧，“人造大师”的喧嚣之外，斯人独憔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是以艰深的学术研究，让世界了解中国，而我们却没能真正理解他的学术努力。需要说明的是，在满街都是大师的时代，像何先生这样在英语世界有极大影响的学者，华人世界是很少的。

　　何先生的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时，专门让人送了一本给我，彼时，我还打电话告诉他我会细读研究，但我到现在也没写出来。我为自己找到的借口是，术业不同，我没有研究过他早年的学术作品，终究不知道如何下笔。 □姜义华（历史学者）

　　采访整理/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