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黑匣子”的村上春树

　　奥姆真理教已经是遥远的新闻了，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却还远远不够。1997年，村上春树采访62名毒气受害者和采访8名奥姆真理教原信徒的非虚构作品《地下》、《在约定的场所》打开了理解这一事件的窗口。《地下》几年前已经有了中译本，而呈现“恶”的一方的《在约定的场所》则姗姗来迟。

　　（本文为林少华译村上春树《在约定的场所》译者序，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限于版面，刊发时有删节，标题及各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任何国家的历史或者任何人的历史，都有若干戏剧性分水岭。”2000年前后村上春树在应美国一家杂志之约写的题为《东京地下的黑魔》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在远隔太平洋的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迎来了这个不吉之年。日历变为一九九五年为时不久，两个暗淡的消息从日本传来。但我那时听得的，并非菲茨杰拉德听到的那种‘遥远而空幻的回声’。那是清晰可闻的不吉利的轰鸣。”

　　“两个暗淡的消息”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时四十六分突然发生的7.2级强烈地震。当时神户及其周边城镇的居民正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不料倾刻间天崩地裂，房倒楼塌，高架公路“拧麻花”路面车辆“翻筋斗”，无数血肉之躯被钢筋混凝土压在下面。继而火光冲天，又不知多少人葬身火海，遇难人数超过六千四百人。

　　另一个是震后不久的三月二十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奥姆真理教”这个偏执性新兴宗教团体派人分五路钻进三条地铁线的五节车厢，在清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扎破装有液化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随即挥发，十二人因此丧生，超过三千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不少留下后遗症甚至终身致残。

　　村上春树认为二者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表明其转向的事件。“这两起事件显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坚固和安全的了。我们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无可摇撼的，或者无需一一相信而视之为‘自明之理’。不料倏然之间，我们的脚下‘液状化’了。我们一直相信日本社会较其他国家安全得多，枪支管制严厉，恶性犯罪发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东京的心脏部位、在地铁车厢内用毒气大肆杀戮——眼睛看不见的致命凶器劈头盖脸朝上班人群袭来。”换言之，这是彻头彻尾的两场噩梦。地震天灾噩梦终结了日本抗震技术的神话，沙林人祸噩梦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而且一并终结了日本社会管理机制和民族精神架构的神话。使得一九九五年成了日本战后最没神话的一年——“日本号”巨轮从此转航，辉煌灿烂一望无际的GDP神话海域转而驶入风急浪高噩梦频频的暗礁航道。

　　拒绝遗忘，打开“黑匣子”

　　无须说，对神话谁都津津乐道，对噩梦谁都想尽快忘掉——实际上就连当事人也很快三缄其口——但村上不同，他用整整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作为施害者方面的奥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后地下”（Post underground）为题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同年十一月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作为《地下》续篇的《在约定的场所》。

　　书名来自开篇前引用的马克·斯特兰德的诗句“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这是我入睡时约定的场所，是我醒来时被劫掠的场所”——是的，醒来一看，本应约定好的场所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场所，约定的天国忽然变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实际上在村上眼里也是“黑匣子”。“在《地下》里边，我是把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为日常生活中毫无征兆的突如其来的‘来历不明的威胁=黑匣子’来把握的，但现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个黑匣子打开。我觉得，通过将黑匣子里的东西同《地下》那本书推出的透视图加以比较对照——换言之，通过将异质性与同质性进行剖析——很有可能获得更有深度的视角。”

　　不难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图忘却甚至掩饰奥姆事件的社会主流意识于不顾，决意打开“黑匣子”，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产生“黑匣子”的体制性因素和社会土壤。这势必导致他对“恶”的追究，甚或对善恶定义的重新审视和判断。

　　“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

　　书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八名奥姆信徒访谈录。这部分立体地、全景地、个性化地展示了“黑匣子”里面的种种人物和场景。“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留在这里绝对死掉”、“曾给麻原要求过性关系”——仅看标题就不难想像“黑匣子”里面何等不堪、何等骇人听闻。第二部分是“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对话部分又分为“围绕《地下》”和“与‘恶’共生”两部分。

　　如果说，访谈录部分旨在开启奥姆这个“黑匣子”，那么对话部分连同后记则是对“黑匣子”的解读。前者读起来让我困惑、纠结和不胜唏嘘，后者译罢则让我陷入沉思，一时难以自拔。其中有三点让我觉得特别值得思考和回味。

　　一点是，村上认为奥姆信徒并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个人自身。他在后记中写道：“向偏执性宗教（cult）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又不是离奇古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的普通（或者换个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们。或许他们考虑问题考虑得有点儿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达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像的单薄得多。”

　　第二点，纵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开始就那么坏，很难设想无谓地剥夺无辜者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就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他的变坏犯罪，应该同奥姆教团这一体制、这一组织有关。河合着眼于“组织”，见解颇见深意：纵然奥姆成员是纯粹的，而那么多纯粹的、“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以形式极端的团体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问题，甚至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换言之，如果不在外部制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无法维持平衡，组织内部就会发生骚乱，导致组织从内侧崩溃。组织规模较小的阶段，一般不至于如此。而组织越大，整体压力越高。

　　如何“与恶共生”

　　第三点，“与恶共生”。与上面第二点相关，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恶就成了存在于组织、体制甚至每一个人内部抑或人这一体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认为，“那既不是独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交换或单独销毁的东西。或者莫如说，我甚至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恶又可能是善的东西。”河合明确反对把善恶绝对化：“把善恶分成两个，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弄不好是要出危险的。那样一来，势必以善除恶，或者说善做什么都将无所谓。这是最可怕的事。奥姆真理教也是认为自己是善才那么胡作非为的……从古至今都说为了恶而杀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为了善而杀人的却多得一塌糊涂。战争什么的就是这样。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极其恐怖的。话虽这么说，毕竟不好说‘恶是好的’，非常为难。”于是就出现了平衡感和自觉的问题：“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村上进而得出结论：“与‘恶’共生。”

　　总之，即使在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层面，恶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没有恶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纯粹”的空间，弄不好，就有可能误入鼓吹“纯粹”的偏执性宗教团体甚至为排除“恶”之现世而像奥姆那样不惜诉诸暴力。而若以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善的名义追求“纯粹”而来个除恶务尽，甚至有可能导致纳粹奥斯威辛大屠杀或者“大清洗”运动的发生，何况已经实际发生过。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也必须一定程度上“与‘恶”共生”。

　　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小说是‘大大的谎言’。不要忘记这一点。写小说时，我必须高明地说谎。‘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这就是我的工作。”但上一本《地下》和这本《在约定的场所》则是用真实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非常值得一看。这不仅仅是窥看“黑匣子”，还会看到此外许许多多。

　　□林少华

　　这里是我入睡时约定的场所

　　是我醒来时被劫掠的场所

　　这里是不为任何人知晓的场所

　　在这里 船和星星的名字

　　朝着手够不到的地方漂离

　　山峦再也不是山

　　太阳再也不是太阳

　　渐渐地 想不起它们曾是什么

　　我注视自己

　　注视自己额头上黑暗的光闪

　　我曾经完满 曾经年轻

　　如今觉得那似乎很宝贵

　　我的语声似乎能抵达你的耳畔

　　并且 这个场所的风雨可能永不止息

　　——马克·斯特兰德《一个老人在自身的死中睁眼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