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公开：政府、媒体、公众都在学习

　　在2010年之前，财政预算一直是国家秘密；经过3次公开，预算已变成谁都能说上几句的社会热点。而记者面对公开的预算，怎么做预算报道是一个挑战，谁能够真正面对这个挑战，谁就能跑得更快。

　　“三公经费”藏在哪里

　　浅尝辄止的内容，和公众监督政府的目标很遥远，也达不到媒体报道的基本要求。

　　2009年，广州114个市级预算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这是第一次看到部门预算到底长啥样。

　　不过奇怪的是，同样是部门预算，广州可以公开，上海就以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依据则是若干年前国家有关部门曾出台过一个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其中将预算列入国家秘密。更奇怪的是，这个规定本身也是保密的。

　　至于广州和上海到底谁做得对，一直没有定论。

　　2010年3月，这种有分歧的做法终于改变了。75个中央部门陆续公布了部门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我第一次了解到财政部这一年花了多少钱；第一次知道了财政部会有“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第一次知道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这样的专业术语。

　　问题是这些“天书”一样的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关注的“三公经费”藏在哪里？看来看去，依然一头雾水。

　　完全看不懂！这样的结论让自己觉得很沮丧。自己都看不懂，怎么写报道？只好给财政部门的人打电话，给专家学者打电话，还多次跑到财政局一副局长办公室，让他一个一个给我解释，这些听起来跟生活明显脱节的专业术语，后面到底隐含了哪些信息。

　　不过我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这些按功能分类的专业术语，只是财政预算中非常粗线条的一个大口径。从这些信息中要了解到我们关注的公务员工资、公车花了多少钱是根本不可能的。

　　结果这次做报道，只能看看各个部门这一年花钱的总额高低，看看在住房支出上谁多谁少。

　　这样浅尝辄止的内容，和公众监督政府的目标很遥远，也达不到媒体报道的基本要求。

　　民众满意的预算信息公开该是什么样

　　我们想如果对所有信息分析梳理，同类合并，是否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这种满头雾水的状况在2011年开始改变，对记者真正的挑战也来了。

　　2011年3月起，北京陆续公开了57个部门的预算信息，北京市人社局、卫生局等部门的预算公开细化到项目一级，意味着公众可以看到某个机关的各种会议开销、人员开支、公车购置费用等开销。

　　我们想，能否对所有部门的预算进行梳理？问题来了，梳理首先得知道这57个部门都是谁，北京市一共有近200个预算单位，如果没有权威部门提供57个部门的名单，很容易出错。

　　我只好找财政局的人要，但对方不愿意给，我一天一个电话“骚扰”，他们就给我了。名单上有一些看起来很陌生的部门，公众根本不知道还要财政养着的，比如北京儿艺。

　　这只是最基本的工作。信息公开得详细，意味着记者要从浩瀚的数字中，寻找公众关注的、离大家比较近的一些信息。市教委、人社局等很多部门公布的信息都上千项，绝大多数看起来好像跟公众无关。大量的工作都在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有效信息。

　　这个工作没有一点投机取巧的可能，还要绝对准确，一个部门看下来就头晕眼花。不过这个工作的结果让人兴奋，我们看到一些之前不可能了解到的信息：市工商局本级行政执法服装51万元；市人社局机关车辆更新127万元等。

　　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怎么系统化、清晰化呢？

　　57个部门预算全部公开了，我们想如果对所有信息分析梳理，同类合并，是否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在全部预算公开的当日，后方编辑开始对57个部门信息系统梳理，将公众关注的公车、会议费等单列。结果表明，57个部门中有22个部门预算显示，今年安排公车购置更新预算资金4000多万元；24个部门预算显示安排各类会议和考察预算资金5800多万元。

　　这样的信息虽然依然是残缺的，但至少可以让枯燥的数据跟公众关注热点有明显的契合点。

　　专家依然认为公布的信息存在缺陷，真正让公众满意的预算信息公开应该是什么样？我们采访了香港立法会议员陈鉴林，让他介绍香港预算公开是如何做的，让读者对预算公开的看法更全面。

　　“预算总额最高”就是新闻吗

　　遗憾的是，一面是预算公开细节缺失，一面是媒体报道的不专业，时常扭曲了预算中的信息。

　　在预算信息逐步细化的过程中，国内媒体对于预算公开的报道都处于摸索学习阶段。在一个多年来预算是国家秘密的现实下，别说记者，即使是财政学的教授们，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预算是什么样。突然公开了预算，对于一张白纸的记者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面对，就要步步落后，如果面对困难，就会越跑越快。

　　不过这种半遮半掩的公开，不仅在消耗公众对预算关注的热情，也给预算公开工作本身带来了困扰。

　　正如专家所言，预算信息公开的不透明、不全面、不细致，让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落入“眼球效应”的境地。

　　比如今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很多媒体的标题突出了教育部预算最高达1800多亿。这会给人一个概念，就是教育部的钱好花。事实上，教育部的预算支出，涵盖了教育部本身和全国很多所高校以及相关教育机构，单位多，总预算自然高，而预算更关键的是支出是否适度和合理，这和总预算并无直接关系，但信息不充分，大家只能关注这些。

　　再比如“三公经费”，不少媒体报道时都会比较总数哪家最高，哪家最低。但在没有公布单位人员数量、公务情况等信息的基础上，这样的绝对数的比较，很难客观公允。比如一个300人的单位“三公经费”花了1000万，跟一个3000人的单位花了1000万，反映的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

　　遗憾的是，一面是预算公开细节缺失，一面是媒体报道的不专业，时常扭曲了预算中的信息。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预算公开只是公共财政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中国未来走向全面的预算公开、预算民主、预算在人大会议的博弈、预算的绩效等等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对于一个从事预算报道的记者来说，这条路同样艰辛和漫长。

　　蒋彦鑫

　　新京报时事新闻记者。生于重庆。爱美食，爱旅游，爱自由。先后涉足过文物、城建、宏观经济等多个领域报道，希望自己所写的稿子，能够传递有用的信息，或者传递正能量。

　　代表作品：

　　参与《故宫80周年特刊》（2005年10月11日）；

　　《北京率先公布公车数量》（2011年4月2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