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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康民 在众声喧哗中呼唤温和理性

2012年06月21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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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康民 1926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47年赴香港培侨中学任教。1975年筹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1975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第四届代表,以后连任第五、六、七、八、九、十届代表。1995年被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7年被委任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1998年起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吴康民新近出版的时政评论文集。

  2011年4月,温家宝总理邀请吴康民先生到中南海会晤,两人畅谈一个多小时,之后,温总理与夫人宴请吴康民夫妇。虽然,吴康民一再强调,与温总理之间的谈话,属于友情闲谈,但由于媒体的积极跟进与演绎,这一场会晤,还是成为新闻。

  吴康民担任人大代表多年,关心国事,心意切切,每遇重大事件,皆不惮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吴康民与温总理的交往,也始于“论政之言”。2003年,温总理访问香港,香港记者问及国务院谁分管港澳工作,温总理说:“你们怎么不知道?”吴康民为此写文章说,港区人大代表都不知道,记者怎么会知道。

  温总理由此记住了吴康民,几年后写信给他,“香港报刊上有时看到您的一些短文和评论,那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给人以启示”,“如来北京,可提前告知,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因此,2011年,两人在中南海会晤,得偿畅谈夙愿。

  如今,吴康民的评论文章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整理出版,本报记者由此采访了吴康民。在采访中,吴老多次表示:“吾辈垂垂老矣,希望当寄于中青年。”

  重复常识,温和理性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文章有没有永恒价值之类的问题,也不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可以提供警世良言,我说的更多的是常识。

  新京报:时政评论,说到底是依时事而生,有时弊才有针砭之论,鲁迅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希望自己的杂文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逝,病除然后弃药,如果后来之人还看重他的文章,就说明他所针砭的弊病仍在,是很悲哀的事。现在你的时政评论合集出版,你自己对这些文章是怎么看的?

  吴康民:鲁迅先生的话,自然是有道理的,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总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对社会的进步有所助益,而对于写文章的人而言,其力量也就发生在言论中,以言论针砭时弊,当然是希望去除时弊。但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弊病,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永恒的,深刻如鲁迅,他笔下对很多问题的评论,到现在仍是警世良言。

  我当然不能与鲁迅先生相比,写评论文章,对于我而言,只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发,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文章有没有永恒价值之类的问题,也不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可以提供警世良言,我说的更多的是常识,所以我的文章的价值,恐怕就在于不断重复常识吧。

  新京报:《爱国左派吴康民》一文中,对你的文章有个很有趣的评论,说香港人认为你是故意遮掩、有限度地讲真话,内地则有人批评你言辞过激,什么都妄加评论。你究竟是怎么把持自己评论的格调的?

  吴康民:哈哈,这个评论的确很有趣。当然,之所以会对我有这样的不同评价,主要还是因为香港与内地的环境不同,所以一边觉得我不开放,一边觉得我太激进。

  我个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概括,都不能当做是客观的评价。我的文章大多是针对具体的问题而谈的,评价它们也应该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谈。关于评论的格调,其实很简单啦,就是保持温和理性,不犬儒,也不激进,实事求是地说话,冷静客观地评说。越是在众声喧哗的时候,就越是需要温和理性。

  呼唤健全的法治

  移民潮现象,其实是一种信号,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仍需完善,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应该更加有力。

  新京报:很多人敬重你的爱国情怀,你出生于1926年,见证了中国一路走来的风雨颠簸,爱国情怀与历史记忆重合在一起,哀其不幸,爱其点滴进步。而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移民潮,你是怎么看的?

  吴康民:爱国,确实是与个体对国家的认同相关。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中国逐渐繁荣起来的,爱得深切,所以对一些问题就比较敏感,批评也都是因为爱国。

  移民潮现象,其实是人为了更好的生存而作出的选择。不得不说,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繁荣盛世,这番景色,谁都看得到,但是因为中国内在法治建设的不完善,那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也是身在其中的人们,依照人的本性就能感觉到的。

  所以我认为,移民潮现象,其实是一种信号,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仍需完善,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应该更加有力。我们的执政者,也应该多想想,怎么让国民安居乐业。

  新京报:你刚才所分析的,是政治经济类移民,其实在移民潮中,还有一股比较汹涌的,是教育移民,现在中国的教育移民,不仅数量在增加,而且年龄层次不断降低,中小学教育移民,已经登场。

  吴康民:我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中国现在不仅是在经济上,贫富分化在扩大,教育上,其实也是如此,权贵阶层,在国内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而且,也有能力跳出这个教育制度,向国外获取更优质的教育。

  现在国内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有钱就能上好学校,教育不公平,继而导致社会人才流动的停滞,长此以往,会扩大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积累很多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因素。而这背后,还是权力制衡不合理,使得很多规则得不到尊重,潜规则横行。而权力制衡,说到底,还是法治问题。

  所以,这和上面分析的问题,有一个相同的语境,那就是加强法治建设,保障个人权利。

  爱之深,责之切

  我年纪大了,所有的念想,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我们的生活更加好。因为经历过民族苦难与政治动荡的,更是希望中国能稳稳当当地“碎步前进”,也希望国人有耐心与信心。

  新京报:俞可平先生说,你和他的很多观点接近,并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想追究找碴,恐怕可以得出“俞可平抄袭吴康民”的结论来。

  吴康民:有句话,叫作“英雄所见略同”,当然,我不是自吹自己是英雄,我想说的是,有些东西,就是常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永恒命题,比如自由与民主,民主与法治,权力的集中与制衡,公民与政治参与,这些命题其实包含着千百年来人类的永恒追求,比如要有好的生活,要有尊严,还有公平正义,所以我和俞先生观点类似,应该当做平常事,呵呵。

  新京报:以言论介入现实,你有没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

  吴康民:我年纪大了,所有的念想,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我们的生活更加好。因为经历过民族苦难与政治动荡的,更是希望中国能稳稳当当地“碎步前进”,也希望国人有耐心与信心。有时写评论文章,批评得激烈,也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希望应该寄于年轻力强的中青年。

  我也在文章里写过,中国现在出现了耄耋老人敢于直言的风景线,这不是国家之福。你问我是否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我所忧心的,就在这里,我希望中国更加宽容自由,希望有见识的人,都能去追求一个合理的自由言说的空间,一起构建转型中国的共识理性。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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