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的分寸

　　【记者手记】

　　在新书《中国天机》中，王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了对经历的政治事件的思考。一位看过的朋友对他说，你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攻击，有人嫌你写得太正统，还有人认为你写得胆子太大了，太放肆了，以你这个身份，以这个地位，不应该说这些。

　　就《中国天机》的写作立场而言，王蒙确实是颇费苦心（或深具智慧）地选择了一个微妙或“安全”的立场。首先，作为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以自己的亲历对于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曲折道路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中国的激进革命自有其历史的渊源；其次，从早期的欢呼“青春万岁”，到如今回忆时的“青春无悔”，王蒙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和人生道路并无一些人期待看到的“反思”。

　　另一方面，王蒙在亮出自己的基本姿态，对数十年来中国政治进行肯定式叙述的同时，又极为谨慎、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对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对于贫瘠的经济生活，对于相当长时间的一元化社会，对于文化，王蒙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不回避政治运动的负面作用，提倡正视歧义、讨论歧义、争鸣歧义，在任文化部部长期间，他取消了对歌舞厅的禁令，并致力于推动文艺领域的开放与多元，邀请西方艺术家如帕瓦罗蒂和多明戈来中国演出。在卸任文化部部长之后，他旗帜鲜明地捍卫多元文化、市场改革。当广受欢迎同时饱受争议的小说家王朔被批判时，王蒙为其进行了辩护。他厌恶道德高调，和评论家陈晓明一起推荐80后作家郭敬明加入了中国作协，并否认自己“晚节不保”，在他看来，郭敬明之前是否抄袭和他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是两回事，成为作协会员只是说你从事了这个行业的工作，事实证明你有能力胜任。简单地说，你能写书，能出书，有读者看就行了，这不是把他推举为道德楷模。

　　在王蒙以自己的眼光观察六十余年中国政治，并“泄露天机”的同时，身处政治、历史和文学中的王蒙，无疑也将成为人们言说和分析的一个标本。有人称王蒙为“泥鳅”，有人称王蒙为“妖精”。对于前者，他认为，这小看了自己；对于后者，他颇有几分自得，惟其如此，才能拿捏把握好言说的分寸。事实上，王蒙的言说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文学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历经多年政治风雨，并“窥破天机”之后，他以尽量谨慎而保守的言说，小心翼翼地反对那些激进的、过犹不及的做法，低调、隐忍却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或许，表面平淡的“王式话语”不能满足部分阅读者的心理需求，然而无法忽视的是，它潜藏着王蒙大半生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历练后炉火纯青的机智。

　　可以想见，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人还是文学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王蒙都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褒扬和批评也将共存。但是，这恰恰是王蒙重要性的体现——相对于披荆斩棘、摧枯拉朽的文学界战士，保守而谨慎的王蒙也同样不可或缺。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