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德鲁克 要在舞台上更自由地演奏

　　有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的大概就是去写一本小说，像爱默生弦乐四重奏组的创建人，小提琴家尤金·德鲁克这样。

　　《天堂里的小提琴》是德鲁克的第一本小说，薄薄的一本小书里探讨了和人性、音乐有关的许多东西。二战期间，小提琴家凯勒尔先是被要求在医院里为伤兵演奏，企图减轻他们的痛苦。之后他又被带入集中营，为一批已经如行尸走肉般的犹太人演奏，这是纳粹军官在进行的一项试验，他们想知道，音乐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让看似已经麻木、死去、失去希望的人再活过来。

　　6月23日，爱默生弦乐四重奏组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开奏，新京报借机对德鲁克进行了专访。

　　“如果你想领会音乐的精髓，就要敞开自己”

　　新京报：你的书里提到了巴赫的《恰空舞曲》，这首曲子是这本书里非常关键的因素。我是听着这首曲子看完这本书的，觉得非常悲伤。

　　德鲁克：如果故事触动了你，特别是音乐触动了你，我会觉得很欣慰。因为巴赫的《恰空舞曲》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作为小提琴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演奏这样的作品。这本书就像是一首乐曲，但它又远远大于音乐所涵盖的内容。书中所提到的六首小提琴独奏组曲都是很棒的乐曲，但《恰空舞曲》要高于它们，它本身就具有生命，很多音乐家都把它改写成钢琴曲，比如勃拉姆斯，一直以来它给了许多音乐家以启迪。

　　新京报：在小说里，音乐真的使已经失去希望的犹太人发生改变，他们被音乐打动，对生活燃起新的希望，你认为音乐的魅力和功能究竟为何？

　　德鲁克：我想在小说中创造一种极端的环境，来探究在这种极端环境中音乐究竟有何种力量。在日常生活中，音乐可能是有力的，但却不一定事关生死，我们也不想有这样的结果。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品位，同样的音乐对于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没有这种力量，大部分听众都没有反应，只有一个受重伤的军人真正在乎音乐。后来军官被置于一种道德困境之中。事实上，在那种极端的环境里，究竟何为好何为坏是很难定义的。

　　“一些听众觉得现代音乐难以接近”

　　新京报：你认为文学和音乐的相似或相同之处是什么？

　　德鲁克：作为演奏者，当我诠释音乐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所遇到的乐曲。尽管有时会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供你发挥，但演奏者难免会遇到种种限制，你必须要演奏好乐器，必须要很好地诠释早已存在的音乐。但作为创作者，你写一本小说，或是创作一支曲子，都是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你当然也要遵守特定的规则，但是你会拥有更多的自由。不过，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文学和音乐有很多相似之处。

　　新京报：能否说得更详细一些？

　　德鲁克：在20世纪早期，欧洲的视觉艺术、音乐、文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文学领域，有乔伊斯，他打破了很多我们用来结构句子的规则，例如在《尤利西斯》的最后一章，他用了40页来描绘一段意识流。我想文学与音乐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学的基础来自于我们通常交流时所使用的句子，而音乐方面，很多人仍在用听众很难理解的无调性音乐来进行创作，我想这是20世纪中期作曲者与听众逐渐分离的原因。在文学领域，这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作家使用的是大家都在使用的语言。也许一些现代艺术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但观看者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你可以看十分钟也可以看十秒钟。但听音乐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必须坚持到曲子的最终时刻，我想这也许是一些听众觉得现代音乐难以接近的原因。

　　“一起演奏永远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新京报：在小说中，凯勒尔更喜欢演奏20世纪的音乐，而不是19世纪的，他认为在前者中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与解放，这是否也是你自己的感受？

　　德鲁克：是的，19世纪的音乐音调过多，有时甚至使整首曲子都瓦解了。除此之外演奏这类乐曲的时候总让人觉得有点恐慌，因为人们对它们已经太熟悉了，所以演奏时你必须要对自己有所限制。其实在不同的音乐中我会体会到不同的乐趣，但在书中当我写到凯勒尔在20世纪的音乐中体会到更多自由时，那可能是我真实的感受。

　　新京报：爱默生弦乐四重奏组已经成立将近36年了，你觉得期间最大的变化和一直没有变的是什么？

　　德鲁克：要客观地评价自己我觉得很难。我想我们一直在变的就是我们总想着如何做到更好，也许我们之间在节奏上的关系变化了，当我们年龄渐长，我们不会轻易改变彼此的节奏。一起演奏永远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但我们也同样关心如何在舞台上更自由地演奏，我想这也是观众喜欢我们的原因。在组合中，我们都尊重彼此的喜好与风格，而不是用组合的形式来压抑个人的元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