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百年中国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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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诞辰三百年，他在欧美国家发挥巨大影响超过两百年。对于自晚清以来一直深陷各式各样革命运动的中国而言，还原一个真实的卢梭，显得尤为重要。

　　卢梭在天之灵，一定想不到人们会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来纪念他诞辰三百周年。欧美及东方学术界纷纷举办纪念卢梭诞辰三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分类辑录、汇编成册的《卢梭全集》也适时问世。

　　然而，用卢梭自己的话说，他一出生就是一个悲剧——他的母亲因难产而死。他的一生似乎也不太光彩，甚至可以说有些潦倒。他遭遇家人的离弃、抛弃自己的子嗣、长期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患上妄想症、与启蒙哲人们的关系纠缠不清，直至一一交恶。“孤独的人”是卢梭晚年给自己的定位。但正是这个“孤独”的卢梭，“缔造了除美国革命以外的一切革命”，对十八至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国家转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定位卢梭之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意义应该并不为过。这也是为什么卢梭诞辰三百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刻。更重要的是，纪念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卢梭的绝佳契机。审视的结果，决定了这场纪念卢梭的嘉年华究竟是在为卢梭召魂，还是对他进行彻底批判，又或是尝试重新理解卢梭。

　　对于自晚清以来一直深陷各式各样革命运动的中国而言，还原一个真实的卢梭，显得尤为重要。卢梭诞辰三百年，他在欧美国家发挥巨大影响超过两百年。相比而言，中国思想界到上个世纪初才开始引介卢梭的思想，时间上晚了许多。在现代性社会已经基本稳定成型的欧美国家，思想界关于卢梭问题已经有了多元而深入的论定。而在现代社会转型仍处于胶着状态的中国，汉语学界对于卢梭思想的探究却依然未有定论。现存的各式各样的争论，看起来尚未对卢梭的思想做出更透彻地分析，我们需要让这个于现代革命有着重大影响的思想人物清晰呈现。

　　这与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对卢梭思想的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卢梭在中国遭遇的解读，可以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误判来自激进主义。卢梭思想中实现平等与自由诉求的公意理念、以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主权理论，被激进主义者们视为革命行动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他们推崇卢梭，无非就是要通过卢梭之笔来宣示自由平等需要通过彻底的革命来实现。但事实上，卢梭的“公意”是人民对情况有充分了解并进行讨论、彼此之间没有派别之分，才会产生的政治意志。

　　自近代以来，卢梭被中国的激进主义者们渲染成一个来自底层并反抗权威的革命思想家。激进主义者们为了满足迅速建立起革命局面的政治需要，肢解了卢梭的思想，只取其中最能够体现号召力的那一部分为己所用。卢梭思想中的各种保守与审慎的面向，则被完全刻意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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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卢梭是以无穷尽的情感作为引擎的革命运动的缔造者，倒不如说是卢梭第一次将政治中的情感定位为一种意志上的自决，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本能冲动。

　　卢梭思想在中国遭遇的第二种误判来自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认为，卢梭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首先，卢梭的公意理念极大地压抑了个人意志、从而遏制了个人自由，以至于公共空间与所谓集体意识不断膨胀，逐步侵蚀宝贵的私人空间。其次，卢梭为了保持绝对一致基础上的公意，主张遏制派系的发展，而这样则会使得社会趋向单一化、政治体系中缺乏多元制衡的制度安排，为专断与极权政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最后，卢梭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将一种以激情和感觉为原动力的革命思维，以文学的手法加以美化和传播，这是对现代理性政治的彻底反动。这种对卢梭的反思性判读演变为对卢梭的拒斥，并将之归咎为一切激进与恐怖革命的祸水源头。

　　然而，这种批评对卢梭而言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卢梭从不赞成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成就公意。他认为，如果政府有权牺牲一个无辜者来为公众谋福利，就是“万分危险的容忍”。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恰恰是他们对卢梭上述论说的忽略，使他们丧失了批判以道德理想治国的最为有力的武器。至于政治中的派系问题，卢梭的一个替代性方案也常常被忽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理论的影子。只可惜，这样的影子从未被中国思想学界所捕捉到。关于政治中的理性问题，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勒在他那本广为人知的《卢梭问题》中为其做出的申辩——卢梭对理性有着最为坚定的信念，相信理性必胜与“世界大同的宪政”必胜是一致的。他反对的只不过是自诩为权威的理性。因此，与其说卢梭是以无穷尽的情感作为引擎的革命运动的缔造者，倒不如说是卢梭第一次将政治中的情感定位为一种意志上的自决，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本能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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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体现在实现公意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公民自我抑制（self-repression）与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互为张力的动态过程。

　　对卢梭思想的第三种误判来自共和主义。辛亥革命的共和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导致了帝制复辟。在新共和中，面临着战争和革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国家治理似乎难以成为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前途命运倍感担忧的共和主义者们，试图从卢梭的学说中汲取正统的共和思想资源，来作为校正政治发展的动力。的确，卢梭因为斯巴达-罗马式的美德共和国的设想，常常被认作典型的共和主义者。卢梭思想中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成为共和主义者们用以宣扬公民积极投身政治、参与治国事业、追求共同幸福的共和主义公民美德的理论旗帜。但事实上，卢梭思想中的政治美德与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存在较大的差异。卢梭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体现在实现公意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公民自我抑制（self-repression）与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互为张力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为了达成公意、实现政治中真正的自由与平等，人们不能将所有基于偏见、喜好、私欲的意见都融入到政治决策过程中，这样做会妨碍公意的形成。与此同时，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理智与良知在政治过程中表达声音。这与共和主义者们仅仅注重公民的自我表达，而极少提及自我抑制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在卢梭看来，热爱自己的国家是自爱之心的延伸，因此爱国主义政治美德的核心内容不在于公民为共同体所做的贡献，而在于共同体为公民所做的贡献。这恰好与共和主义的诉求是相反的。

　　当然，汉语学界对卢梭思想的误判，部分原因在于卢梭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但正如卢梭本人坚称自己的立场由始至终是一致的，人们也应当不遗余力揭开各种“矛盾性”的面纱，去探究卢梭思想中具有普适意义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获得，必须以克服卢梭思想中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张力为前提，以理顺卢梭思想中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恰当关系为条件，以对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公共意志加以规则化为制度平台，继而得以显示为一种现代转型中国所亟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基本价值。

　　黄璇（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士，博士论文以卢梭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