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贫民教育家

　　如果一个人内心明亮，坚执善念践行一生，那么他身上就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关乎人性的力量与善的界域内，独自生辉。清水安三的一生，正属于这样的故事，年轻时，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从日本来到中国，带着“为中国做点什么”的简单信念，投身贫民启蒙教育，最后因日本战败被迫离开，近三十年的耕耘，留下一座崇贞学园（即现在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学校几易其名，多年之后终究鲜为人知。

　　清水安三（1891-1988）

　　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中学时代皈依基督教。大学时代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清水安三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前身）。2006年在崇贞学园建校85周年之际，陈经纶中学内竖立清水安三的塑像。

　　小石子的启悟

　　清水安三生于1891年，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长兄主事不力，且因一场激烈缠绵的情事，累及全家的物质生活，以致安三的少年时代充满压抑与不安。1904年，他出门远行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母亲在他随身携带的柳条筐里准备了两套衣服，和服与学徒服，告诉他考上就穿前者，考不上穿后者。所幸，和服得选。

　　安三的中学英语老师沃利慈，是来日传教的美国基督徒，二十几岁的年轻传道士，在异国他乡以理想为马，温柔乐观，安三被他深深吸引。沃利慈不久因热心传道，忤于当局，失去教职，仍挫而不馁。一次，安三与沃利慈同游郊区，身无分文的沃利慈手指一片空山谷，计划将其买下建疗养院，安三内心大动。

　　中学时代的安三，成绩不佳，自卑之心甚重。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后，他受启于圣经故事中小石子的形象，即便最卑微的东西，有信有爱，就有奇异荣光，于是将自己当做是一颗小石子，相信自己也可以有所作为，以此褪去自卑。之后他认真帮助那些与自己一样学习成绩不佳的中学生，发现自己虽学不及人，但教有所长，很受激励。

　　1917年6月，安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沈阳。虽是信靠神爱，他依然不够聪明，在沈阳的第一场演讲中，他说要把中国建成美利坚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认为日本人应该担负美国建国时代的清教徒所担任的责任，如有必要不惜与日本一战，如此等等，极具社会想象力，政治判断极乱，倒也有语惊四座的效果。

　　之后他的政治判断力似乎未见提高，二战乱世，他也没搞清中日两国各自的立场与利益所在，唯信和平同兴。不过，省下思考政治时局的心力，用来专心做教育，也不失为好事。

　　在沈阳两年，安三完成自己的婚事，成功开办了一个免费儿童馆，内设秋千滑梯等游乐玩具，他每天在口袋里装上梳子、卫生纸，随时准备给孩子们梳头擦鼻涕，心里想着游乐园可能发展成幼稚园、学校……这些，他最终都实现了。

　　朝阳门外的彩虹

　　1919年安三被教会派遣到北京，身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近距离感受中国现代转变的时代脉动，照理该是别有一种阔大与入情。但安三自己文章里却是说，因为日本同道都拼命学习，自己汉语功底很差，不得不也拼命学习，所以读了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大量作品，即，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踏入对中国思潮的研究。很朴实有趣的逻辑，在安三那里就是真实，从真实本分出发，不涉玄理大义。

　　关于1919年，我们习以为常的记忆，停留在五四运动，但其实这一年春夏之交华北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旱情，到1920年春秋两季，旱情更加酷烈，最终引起华北五省特大灾荒。1920年9月初，《申报》、《大公报》有专题报道，以哀鸿遍野描述灾情，报道说有举家无法图存而阖门自尽者。

　　安三在灾情还没有加剧时，就着手准备救援工作，他以书信面谈，说服日本权势人物出资支持自己救灾，及时开设灾童收容所，驾着驴车一个个村寻找，把濒临饿死边缘的农民孩子集中起来收养，到麦子收期再让他们返家。1921年春天风调雨顺灾情减除，但部分孩子无家可归，安三为此创立了一个孤儿院，之后在此基础上开设了学校。

　　五四前后，也是世界妇女运动的高潮之时。但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女性，若无一技之长安身立命，仍是无法获得权利与尊严。安三对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充满期待，但在北京的朝阳门外，他却发现了夜幕掩盖下的性交易，10日元的贞操价格，让他震惊，他想到了办工读学校，女生可以在学校里既可工作赚钱也能学习，阻止贞操买卖。

　　学校建立之后，取名崇贞，以老实、宜强为训，办学宗旨为“学而事人”，落址朝阳门外。作为校长的安三，既要负责各处募捐筹集资金，也负责将学生们做的刺绣工件推销出去，四处奔波，苦心经营，亦乐在其中。彼时朝阳门外为贫民聚集地，工读学校免费学习还能赚工资，对很多家庭来说，将女儿送去崇贞，是为上好选择。即便在抗战爆发排日情绪浓烈时，崇贞学园对于底层家庭的魅力并未消退。

　　在安三为学校所作的校歌中，有“教育平等是平权，空说解放亦徒然”一句，学校宿舍入口的门上，刻有“微笑微笑教而学，不损天赋是教育”。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培养出一批中国妇女节的领袖人物来。

　　但1945年因日本战败，崇贞学园收归中方，相关资料尽毁，其学生最后的流向尚未有人整理，桃李之绩不曾清晰呈现。根据学校设置，学生在崇贞毕业之后送往日本的教会大学留学，学成之后，所为即是“事人”，落于平民阶层，如水濡沙，尽一己之力，若作推测，该是很少以高大光辉形象显影历史舞台。

　　单纯的中国通

　　作为基督徒的安三，理所当然地认为和平具有绝对的价值，超越利益与权力，中日开战的阴云渐浓，他和妻子开始行动，希望说服有影响力的人行动起来阻止战事。

　　1936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里写到：“日本人清水安三夫妇同寺田喜治郎（沈阳中学校长）来谈，我很不客气的同他们谈中日问题的各方面”。之后转笔叙述其他事情，对于清水安三为何人，未做任何说明。

　　两国交战，涉及各种复杂因素，非单纯美好意愿可左右。清水安三的游说，除了让他自己觉得内心无愧之外，别无他效。从胡适日记的口气来看，安三的行为已招致反感，然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抗战暴发后，安三回忆这次会面，为自己口才不佳未能说服胡适而痛心，仿佛他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安三文中回忆，当时胡适还为他写了一幅字“忘也忘不了，放也放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想起梦中一笑。”这是胡适于1924年写的小诗《烦闷》，胡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此诗与胡适爱而不得的情事有关，很难猜测胡适写这首诗给安三，意在何处，安三自然也是稀里糊涂，而胡适对此只字未提。

　　抗战爆发后，安三并未听从日本驻华使馆的撤离之令，仍在学校主事，并热心和平游说。他在炮声中立愿，万一被流弹击中身亡，希望在崇贞学园立墓碑，他为自己想好的碑文是：“跨越国境涓流之真清水，手捧黄土献给芳草之园”。幸好北京未成为战场，学校正常运营至1945年。

　　在中国期间，清水三安与当时中国名流诸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有过交往，也曾与蒋介石会面，他把相关见闻叙于文字刊发在日本境内的报纸，被日本国内人士当做是中国通，安三的稿费收入则用于学校。

　　离开中国后，清水安三在日本继续办学，白手起家筑成樱美林大学。中日恢复正常交往之初，安三受邀访问中国，但他沉思良久，最终还是拒绝了。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都怀有信心而死去，虽然没有得到 所应许的，但却都远远看见——这些是清水安三最爱的圣句。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