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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贫民教育家

2012年06月3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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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创之际的崇贞学园。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 清水安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4月
《朝阳门外的彩虹》 山崎朋子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

  如果一个人内心明亮,坚执善念践行一生,那么他身上就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关乎人性的力量与善的界域内,独自生辉。清水安三的一生,正属于这样的故事,年轻时,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从日本来到中国,带着“为中国做点什么”的简单信念,投身贫民启蒙教育,最后因日本战败被迫离开,近三十年的耕耘,留下一座崇贞学园(即现在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学校几易其名,多年之后终究鲜为人知。

  清水安三(1891-1988)

  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中学时代皈依基督教。大学时代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清水安三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前身)。2006年在崇贞学园建校85周年之际,陈经纶中学内竖立清水安三的塑像。

  小石子的启悟

  清水安三生于1891年,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长兄主事不力,且因一场激烈缠绵的情事,累及全家的物质生活,以致安三的少年时代充满压抑与不安。1904年,他出门远行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母亲在他随身携带的柳条筐里准备了两套衣服,和服与学徒服,告诉他考上就穿前者,考不上穿后者。所幸,和服得选。

  安三的中学英语老师沃利慈,是来日传教的美国基督徒,二十几岁的年轻传道士,在异国他乡以理想为马,温柔乐观,安三被他深深吸引。沃利慈不久因热心传道,忤于当局,失去教职,仍挫而不馁。一次,安三与沃利慈同游郊区,身无分文的沃利慈手指一片空山谷,计划将其买下建疗养院,安三内心大动。

  中学时代的安三,成绩不佳,自卑之心甚重。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后,他受启于圣经故事中小石子的形象,即便最卑微的东西,有信有爱,就有奇异荣光,于是将自己当做是一颗小石子,相信自己也可以有所作为,以此褪去自卑。之后他认真帮助那些与自己一样学习成绩不佳的中学生,发现自己虽学不及人,但教有所长,很受激励。

  1917年6月,安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沈阳。虽是信靠神爱,他依然不够聪明,在沈阳的第一场演讲中,他说要把中国建成美利坚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认为日本人应该担负美国建国时代的清教徒所担任的责任,如有必要不惜与日本一战,如此等等,极具社会想象力,政治判断极乱,倒也有语惊四座的效果。

  之后他的政治判断力似乎未见提高,二战乱世,他也没搞清中日两国各自的立场与利益所在,唯信和平同兴。不过,省下思考政治时局的心力,用来专心做教育,也不失为好事。

  在沈阳两年,安三完成自己的婚事,成功开办了一个免费儿童馆,内设秋千滑梯等游乐玩具,他每天在口袋里装上梳子、卫生纸,随时准备给孩子们梳头擦鼻涕,心里想着游乐园可能发展成幼稚园、学校……这些,他最终都实现了。

  朝阳门外的彩虹

  1919年安三被教会派遣到北京,身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近距离感受中国现代转变的时代脉动,照理该是别有一种阔大与入情。但安三自己文章里却是说,因为日本同道都拼命学习,自己汉语功底很差,不得不也拼命学习,所以读了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大量作品,即,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踏入对中国思潮的研究。很朴实有趣的逻辑,在安三那里就是真实,从真实本分出发,不涉玄理大义。

  关于1919年,我们习以为常的记忆,停留在五四运动,但其实这一年春夏之交华北大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旱情,到1920年春秋两季,旱情更加酷烈,最终引起华北五省特大灾荒。1920年9月初,《申报》、《大公报》有专题报道,以哀鸿遍野描述灾情,报道说有举家无法图存而阖门自尽者。

  安三在灾情还没有加剧时,就着手准备救援工作,他以书信面谈,说服日本权势人物出资支持自己救灾,及时开设灾童收容所,驾着驴车一个个村寻找,把濒临饿死边缘的农民孩子集中起来收养,到麦子收期再让他们返家。1921年春天风调雨顺灾情减除,但部分孩子无家可归,安三为此创立了一个孤儿院,之后在此基础上开设了学校。

  五四前后,也是世界妇女运动的高潮之时。但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女性,若无一技之长安身立命,仍是无法获得权利与尊严。安三对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充满期待,但在北京的朝阳门外,他却发现了夜幕掩盖下的性交易,10日元的贞操价格,让他震惊,他想到了办工读学校,女生可以在学校里既可工作赚钱也能学习,阻止贞操买卖。

  学校建立之后,取名崇贞,以老实、宜强为训,办学宗旨为“学而事人”,落址朝阳门外。作为校长的安三,既要负责各处募捐筹集资金,也负责将学生们做的刺绣工件推销出去,四处奔波,苦心经营,亦乐在其中。彼时朝阳门外为贫民聚集地,工读学校免费学习还能赚工资,对很多家庭来说,将女儿送去崇贞,是为上好选择。即便在抗战爆发排日情绪浓烈时,崇贞学园对于底层家庭的魅力并未消退。

  在安三为学校所作的校歌中,有“教育平等是平权,空说解放亦徒然”一句,学校宿舍入口的门上,刻有“微笑微笑教而学,不损天赋是教育”。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培养出一批中国妇女节的领袖人物来。

  但1945年因日本战败,崇贞学园收归中方,相关资料尽毁,其学生最后的流向尚未有人整理,桃李之绩不曾清晰呈现。根据学校设置,学生在崇贞毕业之后送往日本的教会大学留学,学成之后,所为即是“事人”,落于平民阶层,如水濡沙,尽一己之力,若作推测,该是很少以高大光辉形象显影历史舞台。

  单纯的中国通

  作为基督徒的安三,理所当然地认为和平具有绝对的价值,超越利益与权力,中日开战的阴云渐浓,他和妻子开始行动,希望说服有影响力的人行动起来阻止战事。

  1936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里写到:“日本人清水安三夫妇同寺田喜治郎(沈阳中学校长)来谈,我很不客气的同他们谈中日问题的各方面”。之后转笔叙述其他事情,对于清水安三为何人,未做任何说明。

  两国交战,涉及各种复杂因素,非单纯美好意愿可左右。清水安三的游说,除了让他自己觉得内心无愧之外,别无他效。从胡适日记的口气来看,安三的行为已招致反感,然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抗战暴发后,安三回忆这次会面,为自己口才不佳未能说服胡适而痛心,仿佛他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安三文中回忆,当时胡适还为他写了一幅字“忘也忘不了,放也放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想起梦中一笑。”这是胡适于1924年写的小诗《烦闷》,胡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此诗与胡适爱而不得的情事有关,很难猜测胡适写这首诗给安三,意在何处,安三自然也是稀里糊涂,而胡适对此只字未提。

  抗战爆发后,安三并未听从日本驻华使馆的撤离之令,仍在学校主事,并热心和平游说。他在炮声中立愿,万一被流弹击中身亡,希望在崇贞学园立墓碑,他为自己想好的碑文是:“跨越国境涓流之真清水,手捧黄土献给芳草之园”。幸好北京未成为战场,学校正常运营至1945年。

  在中国期间,清水三安与当时中国名流诸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有过交往,也曾与蒋介石会面,他把相关见闻叙于文字刊发在日本境内的报纸,被日本国内人士当做是中国通,安三的稿费收入则用于学校。

  离开中国后,清水安三在日本继续办学,白手起家筑成樱美林大学。中日恢复正常交往之初,安三受邀访问中国,但他沉思良久,最终还是拒绝了。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都怀有信心而死去,虽然没有得到 所应许的,但却都远远看见——这些是清水安三最爱的圣句。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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