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旭：《大家》“敛财”说法让我很心痛(2)

　　(上接C16版)

　　“我们很尴尬，连稿费都比别人的低”

　　新京报：编辑部大概有多少人呢？

　　韩旭：多的时候有10人左右，少的时候有8人左右。

　　新京报：有想什么办法去改变吗？

　　韩旭：我们部门的成员其实其中更多的人是在做图书来填补亏损，但始终都在勉强完成或没有完成任务的边缘徘徊。所以我们做得很艰苦，压力很大，这些年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其实都是为了能让《大家》存活下去，不想让它改变，而是保持着它传统的样子来编辑出版。但我们常会面临着一些比较尴尬的局面，比如我知道几年以前中国很多大型刊物在稿费标准上都有所提高，《大家》创刊的时候，稿费标准是60-100元/千字，但后来我们就基本上都徘徊在60元左右，最近编辑部觉得必须提高一些稿费，虽然我们没法追赶别人，但也应该提高到80元以上，最近的几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很尴尬，连稿费都比别人的低，好在就是刊物已经办了10多年，快20年了，也有一些文学界的朋友还是很认可的，愿意支持我们。

　　新京报：最近几年在杂志的编辑理念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韩旭：其实没有特别改变过，但有一度考虑到不只局限在艺术风格，比如文学性、先锋性，而是在艺术形式包括随笔的比重有所提升。从去年开始我们也请了一些朋友参与策划，有人提出了一个理念，我觉得很对，就是做一个老牌的、纯粹的文学刊物。

　　所以我们一直都按照正常的标准来做，刊发小说、诗歌、散文，当然不排斥有意思的新的文学形式的尝试，我们会一直保持关注。另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主题性的东西，比如访谈。

　　新京报：像《大家》这样的杂志运营成本是多少？

　　韩旭：准确的成本我没法说出来，因为我主要做的都是编辑工作，我估计一年的成本不包括成员工资，大概40万元以上，包括印刷费、稿费等等。这种成本其实很难估算，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大家》算成是一个独立的部门，部门人员工资等等都很难算出来。

　　再有，我们这些年很少组织文学活动，我们已经把支出压到最低，还比如每年到了杂志的征订期，应该适当做一些宣传，我们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活动。

　　“我知道理论版的存在，我没有反对”

　　新京报：理论版成立的经过是怎样的？

　　韩旭：我印象中在2009年和2010年前后理论版开始出现，我知道理论版的存在，我没有反对，而且我在这里可以和你说，假如是我在主持这个部门，我也没有办法反对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我们对违规不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没有办法反对。

　　之所以没法反对是因为有这本《大家》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做《大家》，而都是按出版社的规定来做书，虽然出版的大环境不是特别好，但我们也许可以和别的部门的盈利情况相差无几，我们承受的压力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特别的大。

　　新京报：理论版不是你们部门在编吗？

　　韩旭：是我们部门在具体编辑，但我们部门的工作分配就是这样，有人做书，有人做杂志，一个部门中做着不同的出版物，并不是整个部门都集中在编《大家》杂志，各有分工。其实单纯做《大家》的人可能就一两个，就拿我来说文学版《大家》我做得比较多，但不等于我和其他部门工作就完全不发生关系了。反过来其他同志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编辑部在编，但我本人没有参与太多。

　　新京报：理论版收益到底如何？

　　韩旭：我印象中大概顶多在每年三四十万。我知道最近理论版的刊期增加了，所以最终收益可能会多一点，但实际上今年只做了半年，收到了多少钱我们还不知道呢。

　　出版社只用一个财务，编辑部的部门负责人只会定期或者年底才和财务发生关系，所以日常入账多少他不可能是每一笔都清楚的，这个可能是社里清楚，而不是部门。

　　《大家》杂志1994年的创刊号。

　　■ 《大家》昔日辉煌

　　《大家》1994年创刊，是云南出版集团主管，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系中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代表杂志。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等曾出任栏目主持。1995年，与红河卷烟厂联合设立中国文学第一大奖“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额高达10万元。曾入选国家核心中文期刊，全国“百佳社科期刊”。全国文学期刊中仅《大家》、《收获》两次获“鲁迅奖”。

　　(下转C18版)